功利主义是一种规范伦理，其实质在于将行为的后果或遵循行为规则的后果能否有助于所有当事人功利（快乐、安康、利益、益处、效用、偏好与幸福）总量的最大化视为其是否合乎道德的标准。
功利主义在我国当前有存在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不同的利益主体和分配差距，为功利主义存在提供土壤。同时，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说到底是一种利益经济，这就为市场主体的行为提供了功利性基础。因此市场经济与功利主义具有一种内在的价值同构性。另外从伦理道德层面来看，市场经济又是道德经济，要求市场主体必须遵循市场规则，理性地进入市场，并规范自己的求利行为，以保证市场的有序化运行。如果离开市场规则的制约，市场行为主体违规和失范，非理性地不择手段地逐利，就会使市场运行偏离正确的轨道，出现紊乱和失序。
功利主义的当前表现
在漫长的历史中，功利主义呈现着不同的表现形态。当前，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功利主义现象，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个别地方政府和领导干部存在功利主义倾向，盲目追求政绩和短期利益。由于功利主义在研判某一行为或规则的正当性时，不是依据其自身的性质，而是基于其所导致的预期或事实上出现的后果（即对普遍福利的贡献度），所以功利主义也被称为后果论。有些政绩是容易看得见、摸得着的，也就是“显绩”，比如GDP增速、招商引资数量、园区开发规模等；有些政绩是短期难见效、不好量化的，也就是“潜绩”，比如交通治理、环境保护、为群众解决难题等。“显绩”与“潜绩”作为政绩的两种表现形式，缺一不可。但是，“显绩”显然对干部升迁的影响来得更为直接，因此一些干部功利主义地主动追求GDP增长。有的领导干部看似敢做敢为，实则不守规矩、不循规律，甚至为了个人升迁而大搞不切实际、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人民日报针对这种现象曾指出，“一些干部惯于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蛮干，然后拍屁股走人，留下一屁股烂账，最后官照当照升，不负任何责任”。
有学者通过研究得出结论：我国一些中小城市官员的升迁概率与GDP增长关系密切，GDP增速比前任提高0.3％，官员升职概率就高于8％。如果官员任期内长期把钱花在民生和环保上，其升迁概率是负值。尽管这位学者的结论不一定科学，但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某些地方的领导干部的功利主义倾向。重政绩、重表面的官场文化还使一些地方把投资更多地放在了看得见的高楼大厦、机场公路，而没有相应地投入到理应与地面发展规模配套的、看不见的地下排水排污工程，以至于某些城市免不了“下雨必涝”的命运。
习近平总书记还批判过某些领导干部在处理抓党建和抓发展关系上存在的功利主义倾向。他说：“在一些领导干部眼中，抓党建同抓发展相比要虚一些，不容易出显绩，一年开几次会布置一下就可以了，不必那么上心用劲。也有一些人认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从严治党面临两难选择：过宽没有威慑力，会导致越来越多人闯‘红线’，最终法不责众；过严会束缚人手脚，影响工作活力，干不成事，甚至还会影响自己的选票。这些认识都是不对的。”“如果我们党弱了、散了、垮了，其他政绩又有什么意义呢？”
其次，我国教育和人才培养上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功利主义倾向。我国人才规模目前位居世界第一，但高层次人才，特别是一流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相对匮乏，能跻身国际前沿、参与国际竞争的世界级大师更为稀缺，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出现这种状况与我国人才培养上的功利主义倾向不无关系。由于高校和科研机构大多以科研成果数量对研究者评价，导致一些学者为发表文章疲于应付，不愿意从事基础原创性、应用基础及应用技术等费时、费力，又不易出文章的研究工作，而倾向于“短平快”的课题。
习近平总书记说：“科学发现是有规律的，要容忍在科学问题上的‘异端学说’。不要以出成果的名义干涉科学家的研究，不要动辄用行政化的‘参公管理’约束科学家。很多科学研究要着眼长远，不能急功近利，欲速则不达，还可能引发学术不端。有的科研人员戏言，现在‘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开会的路上’。组织科学家们参加国家重大专项、计划、基金项目是必要的，但不要用这些东西把科学家捆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