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大儒黄庭坚在《寄黄几复》一诗中感叹：“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意思是说：当年，我们在桃李春风之间开怀畅饮，是何等的快乐，可惜岁月无情，山高水远，一晃已经十年没有见面了。
从古至今，文人与酒，似乎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或“花前独酌”，或“对酒当歌”，时而“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时而“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汉代哲学家焦延寿，在其《易林·坎之兑》一文中称：“酒为欢伯，除忧来乐”，或许，这就是文人或“非文人”都贪恋杯中之物的缘由吧。
小时候，我是反感喝酒的，这主要是因为，爱喝酒的爷爷和爸爸，都曾因喝酒，在我心里留下过阴影。
一次，爷爷喝醉了酒，到厨房盛了一勺子猪油，倒进了炉子里引火。要知道，爷爷过日子相当仔细，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若是平时，奶奶炒菜时多放几滴油，爷爷都会心疼得连呼“败家”，他怎么舍得平白无故糟蹋这一大勺子猪油呢。事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爷爷，爷爷心疼得顿足捶胸，不断扇自己的嘴巴，从此戒了酒。
爸爸不喝酒时，脾气是相当好的，他经常在下班后，跟我们几个孩子说说笑笑，或一起听听广播、看看电视，那时候，我们是快乐而幸福的。可爸爸一旦喝多了酒，就变得十分可怕，他似乎看谁都不顺眼，对我们非打即骂，每当那时，我和弟弟妹妹们，都吓得躲在一个角落，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我第一次喝酒，是在读高三的时候。一个周末的晚上，我和好友偷偷跑到校外小饭馆，要了一盘最廉价的炒菜，还喝掉了一瓶啤酒，不知是我俩酒量太小，还是那时的啤酒劲儿大，总之，我们俩是踉踉跄跄、互相搀扶着回到学校的。
发现自己还有些酒量，是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过生日那天，同宿舍的几个兄弟集资请我吃饭，也叫了白酒，大家敬我，我若坚决不喝，自然是过不了关的，于是便硬着头皮喝了几杯，本以为会酩酊大醉，可第二天醒来，竟然头脑清醒，连令人痛苦不堪的早操都没有耽误。
参加工作后，喝酒的机会就愈发多了。毕业三十年来，大大小小的酒局不知参加了多少次。酒场上，结交了很多一见如故的新朋友，也曾与话不投机的老相识分道扬镳；享受过美酒带来的快乐，也饱尝过醉酒后翻江倒海的折磨；酒后曾一口气写出万字长文，洋洋洒洒，感受着“李白斗酒诗百篇”的豪迈，也曾子夜独酌，搜肠刮肚挤也写不出一行心仪的文字，乃至喟叹自己“江郎才尽矣”。
大学毕业后不久，我曾到俄罗斯远东地区担任俄语翻译。那时候，前苏联刚刚解体，俄罗斯经济濒临崩溃，通货膨胀十分严重。我初到国外，人生地不熟，心里不时萌发退意，每天都想着早点儿辞职回国。支撑我坚持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结识了一位喜欢喝酒的俄罗斯朋友，他叫沙萨，身材堪称“伟岸”，高度至少在一米九五以上，蔚蓝而深邃的眼睛，满脸金黄色的胡须，一个成色很足的洋帅哥。他几乎每天晚饭后，都会约我去他的房间聊天，而每次都要喝上几杯低档的伏特加。他讲到自己故乡的小城，讲到童年的快乐时光，讲他曾经的漂亮女友，讲到当时的迷茫与痛苦，我们时而开怀大笑、一饮而尽，时而各想心事，慢慢小酌。那段时间，我和沙萨的纯真友谊，填补了身在异国的孤寂，也让我的俄语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突然有一天，他微笑着对我说：“我要回家了，以后不会来这座城市了”，果然，第二天他就提着大包小包离开了酒店，我把他送到了车站，从此再没见过他。他的家乡，在乌克兰。
还有一次记忆深刻的酒局，是在内蒙古的首府呼和浩特。那是2001年7月的一天，我准备离开那座城市，到遥远的南方工作。那天晚上，我们在一家小酒店的门外摆了两张桌子，二十几个好朋友一起给我饯行，大家都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难舍难分的话，我们彼此把臂膀搭在一起，高声唱起“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歌声在楼宇间盘旋回荡，二十几个北方男儿的泪水，在绯红的脸颊上尽情流淌。
年岁逐增，酒量变小了，但通过喝酒悟出的道理，似乎又多了起来。那些终日酗酒买醉、借酒浇愁的朋友，我一向是不赞同的，只要有机会，就会劝他们节制，或干脆把酒戒掉。那些一辈子滴酒不沾的朋友，自然节省了很多应酬的时间，身体也免受了酒精的侵害，当然是好处多多，但我想，人若永远清醒，没有一刻的自我麻醉，是否会活得更加辛苦呢？
一老兄为自己定下“每顿三两”的“限酒令”，无论什么场合，无论谁来劝酒，只要喝到三两，就坚决不再续杯，这样的自律，实在令人钦佩。其实，喝酒和做事都是一样的道理，只有把握好“度”，才不至于“过” ，也不至于“不及”。
胡适先生在谈及他与旧式妻子江冬秀的婚姻时，曾调侃说：“岂不爱自由，此意无人晓。情愿不自由，便是自由了。”
婚姻如此，喝酒或许也是如此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