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湛江日报“都市周刊”也曾提及一段历史：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曾派遣胞兄、同盟会南方（香港）支部副支部长孙眉潜入广州湾，设秘密机关于赤坎，联络同志，发展同盟会员，多方筹集经费，以支持推翻清廷的武装起义。孙眉在广州湾和杨益三交往甚密，常与之叙谈同盟会纲领。
而据其他史料记载，当时泰安街13号就是杨益三的府邸，距他家不远的大通街，有他开设的“荣兴号”商铺。1924年杨益三去世后，国民党元老汪兆铭为他撰《杨益三墓碣》，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他题“岵屹瞻依”碑，孙中山之子孙科题“山高水长”碑，遂溪县县长岑涤题“高山仰止”碑等。1934年还在泰安街修建杨益三纪念堂。
不久前，《赤坎文史》编辑部谭启滔先生盛邀我，到赤坎宾馆参加作者座谈会。会后，同会的李满青（市委党史资料室副科长）、梁政海兄（研究湛江史料的自由撰稿人）邀我一同寻访赤坎老街区。雨，时下时停。从民主大道水仙街口开始，往上走，我们走走、停停，拍拍、记记，沿老渔街、井街、南兴街、中兴街一路走。来到泰安街口时，已过正午时分。
往泰安街没走几步，一幢几近颓垣败瓦的三层楼房展现在眼前。这是我重踏这条已二十多年没有涉足的小街看到的第一幕。走近往上望，尽管从楼房的墙头、屋檐依稀可见房屋原主人有身份的装饰。但墙体现出的斑斑裂痕，难掩其荒凉、无奈的面容。反而，屋前那棵开叉的木瓜树，以及攀墙而生的几株勒杜鹃，则超然物外，现出一种绝处逢生的气息。尤其是那一朵一朵火焰一样红艳夺目的杜鹃花，错落有致地绽放在那几条向外延伸的枝条上，随风晃动着。一下子就将我童年的记忆点亮了：哦，小学时学习小组的那个女同学的家不就在这幢楼吗，后来听说，她九十年代还到过俄罗斯做生意呢。尽管我们一直没有机会再见面，但此刻，我的内心却悄然生出一种无名的感念，感念这一朵朵魔法似的杜鹃花……
往前走，终于来到13号了。梁兄说：这就是杨益三的故居了。站在屋前那片破旧、荒芜的空地上，我一下子懵了：二十多年前我来过这里玩的呀，我班那个马同学，不就在这里面的一楼住吗。真的太巧合、太不可思议了！
杨益三的两个曾孙杨锦州、杨锦新兄弟二人，至今依然在此居住。踏着破旧的木楼梯上到二楼，我们见到了两位年已七八十的老人。老人向我们讲述了益三公的家世、经历，以及希望政府能重视这些日渐残破的文物。然后，我们还小心翼翼地在那岌岌可危的木栏杆前合影留念。接着，锦州老人还带我们来到隔壁的15号，这就是锁于门内的杨益三纪念堂。据锦州老人介绍：几易其主，这纪念堂的业主早已不是他们杨家的了。现在还在屋内居住的一户人家，是从原主人手中买过来的。问过屋主，打开门，我们走进院子。一幢沧桑满面的法式旧建筑，默然伫立眼前：“益三公纪念堂”几个大字还隐约可见；那些金鱼吐水浮雕装饰、罗马廊柱还在；而何犖（据说是当时国民政府广州市公安局长）题写的对联，只残留着“……光大 继往开来”的字样。物是人非，光阴流转，大家都有些百感交集。
此时，我心里还有另一个愿望：两位老人几十年来一直在此居住，那一定知道七十年代在楼下居住的马同学一家的情况。临别时，我冒昧地向他们提出内心多年的疑问，锦州老人说：“你是说马仔呀，死有十多年了。文革时，他妈就疯了，后来死了；他原来在一家工厂上班，结果，他也疯了，至于什么原因，就不得而知了。他家里剩下的人都搬回北方老家了。”这真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按这样推算，马同学应该是四十岁还不到就死了。真是太可惜了。
那天，我是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离开泰安街的。首先，我十分庆幸：这样一次原本无计划的寻访，使我能亲临杨益三旧居、益三公纪念堂这些极具史料价值的旧址。这不但改变了泰安街几十年来在我记忆中的印像，也使我内心油然而生出一种敬畏：这样一条不起眼的小街，原本在我的记忆里只不过是萌芽“学习小组”、“金鱼换画书”那些青涩的小故事；而它居然也发生过与辛亥革命紧密联系的、改变中国命运的大历史。同时，透过马同学一家的遭遇，我又在想：是什么原因，使这个家庭故事的结局如此悲惨收场？而这些发生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又一个大时代的故事，何止万千，你还能说是小故事吗？这不又是一段更大的历史吗？
一百多年前，辛亥革命终于挣脱了禁锢这个国家二千多年的封建桎梏；而五十多年后的文化大革命，谁又能否认这是封建思想作祟，给整个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呢？而不长的几十年间，同在短短的一条泰安街所发生的故事、所留下的历史，不是很耐人寻味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