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源
孙源（1912－2003），原名孙德鑫，籍贯浙江定海，自上世纪30年代初起在私人公司、文化机构和法国新闻处投身中共领导下的文化工作，建国后在国际新闻局和外文出版社任职，至1982年离休。孙源长期从事有关法国文学文化和国情的译介工作，在多份报章发表译作，为外事工作提供翻译参考。
孙源1912年生于上海租界。由于父亲早逝，只靠母亲从事手工劳动养活家庭，1925年孙母将其送到免收学费的上海中法学堂读初中。中法学堂前身是上海法租界公董局在1886年创办的法文书馆，目的在于招收中国学生普及法语，并让法租界华籍巡捕进修学习。该校1911年改为中法学堂，今为百年名校上海市光明中学。1931年孙源离毕业尚有一年多，因为经济拮据而退学，后经校长尚樊介绍，进入达理会计师事务所任助理。1933年经达理会计师事务所介绍，孙源到法兰西火轮船公司驻香港办事处当会计。
到香港工作之后，孙源更多与左翼人士接触交往，在日常会计工作之外，利用业余时间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文化抗战事业。1934年孙源与友人创立香港世界语学会，1935年开始推广拉丁化新文学运动。1936年，孙源加入胡愈之和范长江主办的国际新闻社，发表过一些政治时事文章和译作。能讲粤语的孙源还加入“香港文员协会”和“香港业余联谊会”，参与抗日救亡运动，从事舆论宣传工作。
1941年孙源（右）在柳州
1942年，孙源（右一）与亲友合影。
广州湾的南国仲春
1941年12月8日，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开始进攻香港，大量难民通过广州湾和东江等路线逃往内地。12月25日香港沦陷后，法国邮船公司停业。由于法国维希政权倒向轴心国，法国公司雇员孙源没有遇到切身危险。但失业后难以继续在港谋生，进步文化人士也多被营救离港，于是次年4月孙源借着日军“疏散人口”的机会，携带母亲、妻子和幼子乘搭轮船“白银丸”到广州湾。
孙源在广州湾停留期间，等待中国旅行社安排前往内地的行程。作为文化人，孙源在广州湾之行颇为注意观察日本人的侵略压迫和殖民地社会的种种现象。同时，孙源自小接受法语教育，长期在法国公司工作，业余时间从事中法译介工作，对于广州湾的法国风情有敏锐的触觉。据1943年孙源发表在《自学》杂志的回忆文章所写，1942年4月10日登上白银丸船，孙源和乘客首先舒展愁眉，因为终于可以摆脱日军统治而返回祖国。而天色一片蔚蓝，和暖的阳光撒满海面，更增添欢欣。但是，经过两日航程，孙源对船员并无好感，因为日籍船员并不乐意招待中国乘客，更在将要靠岸之时“乱踢乱打”赶走船舷的观光者，又呼喝指使中国籍船员做工。船舱打开之后，乘客还不能即时登岸，要先等待广州湾法当局的“安南兵”上船检查。而这些安南兵态度也不友好，“以枪柄在行李上东敲西敲，一路行过去了。眼光灼灼逼视，像是要在旅客中找不出几个‘不良分子’不准上岸。”
法当局虽在广州湾建有长桥码头，但是其长度不足以达到轮船直接停泊的水深，因此轮船停在海中，需要有小艇接驳抵岸。安南兵检查结束，在日本船员的催促下，乘客开始争先恐后下船搭艇上岸，孙源也“不顾死活”匆匆拉着家人搭上小艇。登上长堤码头，孙源首先看到灿烂鲜艳的法国三色旗。接着见到中旅社职员在场等候迎接，安排他与家人在内的多名旅客入住西营招待所。为此，孙源称赞中旅社提供“如遇旧友般的方便”。也是通过中旅社孙源才得知广州湾租借地分为西营和赤坎两座城区，他们还得再到赤坎才能到遂溪县，真正回归中国政府的管辖范围。
入住中旅社招待所之后，孙源喝茶吃甘蔗，感到相当放松，因为在白银丸统舱“蜷伏了两整天”，终于可以松松腿脚和呼吸自由空气。而妇人们也互相诉苦，发泄因船上的恶劣待遇和香港沦陷后的苦难导致的情绪。据《大广州湾》记载，中旅社位于西营吕桂度英街（大致位于南天酒店附近），宗旨是“为过埠行旅服务，提取行李，代雇轿夫，约收手续费。”出于抗敌考虑，通往广西内地的公路已被破坏，因此只能步行，中旅社和另一家宗旨相同的归侨服务社都提供广州湾经玉林至桂林的抬轿和行李运输服务。
正是因为行李耽搁的缘故，孙源一行不得不留宿西营一晚。当日早晨乘客匆忙上岸之后，行李仍留在船上，由船员雇艇运到码头。但是午饭之后，行李还迟迟未运来，乘客听说法当局不肯给未交税款的日本船使用码头，双方争持不下，因此行李还留在船上。乘客为了提取行李，于是前去交涉，提出一切搬运费用及码头税由乘客平均负担。又经过一番嚷扰，到了下午三点钟，才看见驳艇在白银丸船边起运行李。行李一件一件摆上码头，乘客被拦在绳外等候，接着分批内进认领。孙源与妻子在行李中搜寻，但日本船员硬要收取名目不明的费用，每件三块钱。而码头上雇来的搬运夫将行李搬到绳栏出口处，只那么十来步，也要每件一块钱。之后由绳栏口搬到码头口，又得另外雇脚夫，每件二三块钱。孙源无奈叹道，“劫后余生，由虎口逃出”的乘客们，只带上存余的一些行李，也只好忍痛给他们敲竹杠了。好不容易终于认领行李，交给中旅社保管和运输，才算是告一段落。而乘客你推我夺就似战场，日本船员又在旁边挥舞竹杠乱打人，更形混乱，一直闹到天黑。
到了晚上，孙源反而有机会体会到广州湾优美的一面：“这晚上，我们就只能宿在旅行社招待所里，因为西营的旅馆已经客满了。天变热，我们睡在地板上，但是蚊子很多，我生平还是第一次看见这样多的蚊子，蚊子多得无法睡。我们就到咖啡店去坐坐，坐到打烊，又坐到路边闲谈。广州湾西营的风景充满了法国情调，街道很清静，路边（或路中）是整齐的一排茂盛的树木及路灯。南国仲春的夜更是诱人得可爱，我们舍不得这个逗人的意境，直谈到鸡鸣，倦了才躺在行人道上打个瞌睡。”
1938年孙源夫妇结婚照
赤坎的战时景象
若说孙源对于西营的法国情调略有留恋，那么他对商人糜集、人口膨胀的赤坎则持以鞭辟入里的批判论调。在孙源眼中，赤坎是“中国式的城市”，商店林栉，颇为热闹。香港沦陷后，赤坎更加繁荣，除了回国的港侨经过以外，还有很多做投机生意和囤积居奇的“发国难财的商人”。这些像一群乌蝇一样到处逐利乱钻。每每钻到一处可以做生意的地方，他们就停留下来，“住满当地的旅馆，吃遍所有的饭店。运用他们的金钱手段，将一切物件收买起来，囤积起来，物价就一天一天甚至一小时一小时地往上涨，他们的荷包亦随着涨满了。”由于内地对于各类物资的需求巨大，而日军占领中国沿海各地，广州湾成为主要的国际海上通道。物资在广州湾商人手中一再买卖流转，推高物价，这种投机行为甚至直接影响内地物价。孙源相当不齿此类行径，认为是战争时期的乱象。
孙源在广州湾巧遇法国邮船公司同事蔡国刚，得其资助法币500元，于是委托中旅社安排行程前往广西。从西营到赤坎，孙源住了四天等待出发前往内地，连日的见闻使他将赤坎比喻为上海之外的“第二孤岛”，而他们“过不惯这种生活，住不起这个城市。”迫不及待想要奔向祖国的怀抱。而在孙源写作的1943年，广州湾已被日军全面占领，雷州半岛亦告沦陷。孙源期望中国军队收复失地，清除投机商人，他写下两行情感强烈的文字：
一切荒淫，罪恶，将在炮火的洗炼中清除，新的一切是要在炮火里成长的。
只是在西营的那一晚欲使人怀念地回忆着，那个迷人的南国的仲春之夜啊！
离开赤坎，经过麻章的雷州关，再到遂溪县城办理归侨手续，孙源一家踏上进入大后方的路程。1942年5月，孙源一家终于抵达桂林，方才安定下来。1943年重庆成立民族解放委员会驻华代表团，取代维希政府使节作为法国驻华的合法代表，因此需要招募懂法语的职员。已经加入民主同盟的孙源到重庆找代表团接洽应聘，成功进入代表团给新闻参赞费伯协做助理。而此时孙源与家人分居重庆和桂林两地，生活艰难。直到1944年费伯协返回重庆筹组新闻处，聘请孙源为中文部主任，情况方告好转，孙源举家迁到重庆。
随着1949年4月解放军攻下南京，经过胡愈之等人介绍，孙源来到北京，加入国际新闻局从事外宣工作。1952年国际新闻局改为外文出版社之后，孙源历任法文翻译室编辑、翻译、副主任等职务，多年从事党和国家文件和新闻的中法文翻译、校对、审订工作，也多次参加外交活动的现场传译工作。改革开放后，年过八旬的孙源仍有文学翻译作品问世，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