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月3日，102岁的郑敏走了。
“九叶诗派”最后一片叶子，就这样静静地落下。
“将我尚未闭上的眼睛／投射向远方／那里有北极光的瑰丽／诗人，你的最后沉寂／像是无声的极光／比我们更自由地嬉戏”。这是郑敏的《诗人之死》，写于1990年1月。彼时，“九叶诗友”唐祈驭鹤而去，郑敏当时70岁。
别转就是自传，悼人也是悼己。
郑敏1942年在西南联大就读之际开始写诗，老师是大诗人冯至。她的诗“善于从客观事实引起深思，通过生动丰富的形象，展开浮想联翩的画幅”。彼时她就出版了《诗集1942－1947》。进入新时期，先生开启创作的第二春，用细腻的诗笔，一边表达对于国家、土地的深爱，一边向心灵的深处掘进，写出了《心象组诗》等著名诗章。
谁说人老了就没有了诗心、诗情、诗作了呢？
严格地说，每个时代都是“诗的时代”。中国的历史是“史诗”，也是“诗史”，总是在“放声歌唱”与“血泪歌哭”的二重奏中行进。只要有足够的诗情，有审美欣赏力的文句，就有了“恋爱的前提”——年龄从来不是问题。
与郑敏先生的惨淡经营与不忘初心比起来，如今还有诗人、还有诗刊吗？如果有，那么，诗人何为？——写什么？如何写？写“饭桌上当众扣鼻屎”或者花钱买版面吗？
同时，再问一句，诗人何“位”——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四十年前，吾侪还在读大四，省地作协就深入校园，提挈“崭露头角”的学子——笔者手边这部“21世纪通识教育教材”《中国当代诗歌史》的作者程光炜，就是彼时的师兄兼“诗兄”。那时候中文系的学生不写诗是说不过去的，而“正能量”也绝不是口号。例如诗人赵恺的《第五十七个黎明》，写过了五十六天产假之后的纺织女工，推着婴儿车去上班：“许多温暖的家庭计划，竟然得在风雪大道上制定：别忘了路过东单副食商店，买上三棵白菜、两瓶炼乳、一袋味精。”“母亲穿过天安门广场，长安街停下一条轿车的长龙：一边是‘红旗’‘上海’‘大桥’‘北京’，一边是‘丰田’‘福特’‘奔驰’‘三菱’……在一支国际规模的‘仪仗队’前，我们的婴儿车庄严行进。轮声辚辚，威震天廷。”现如今，还有这样的诗人吗？
当“一岁平安”写到“100岁平安”都可以公开出版而且“卖相甚佳”的时候，郑敏们必将边缘化。不信，你打开某度搜索“郑敏”，首先跳入眼帘的是某明星的老婆——笔者只觉得视力受到了嘲弄。
102岁的郑敏走了。笔者记起欧亨利的名篇《最后一片叶子》，那诗心绘写的叶子，是钉在生命之墙上的常春藤，怎么可能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