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子不读书，不如养猪。”这话她是在纺车边对我说的。说这话时，她正把一根断了的棉纱接上——用舌尖轻轻舔湿线头，手指一捻，断裂处就神奇地复原了。后来我常想，她不正是在用同样的耐心，把我们这些快要“断掉”的日子，一截一截接续起来吗？那棉纱从未断绝，它穿过十七载光阴，系着广州、湛江的高楼，系着加州的阳光，系着所有散落天涯的思念，最终都回到这间老屋，回到这个娘用纺车声为我们构筑的、永不坍塌的港湾。
又是农历十月二十二了。
老家的天空蓝得发脆，像娘每年秋天洗净晾在竹竿上的那件靛蓝粗布衫。我们相约回到下山村，踏进这座三层的家。推开厚重的大门，那阵熟悉的“吱呀——”便从记忆深处缓缓浮起——它不在空气里，而在骨髓中，在我们兄弟姐妹五人血脉里同时响起的回音。
这栋楼是2014年盖的。拆老屋那天下着毛毛雨，我和哥哥站在断壁残垣前，谁也没说话。娘用一辈子从棉纱里纺出的梦，最后变成了砖瓦水泥，化成了这方气派的门庭。我们知道，娘若在，定会摸着崭新的墙面说：“太破费了。”但转身时，眼角那抹藏不住的笑，会泄露她心底全部的骄傲。这就是娘要的“出息”。
今年农历七月廿八忌日，晚饭后遇见邻居三叔三婶。三婶用围裙角拭了拭眼角：“你娘啊，最善良勤恳，也最会扭花生。夜里收工回来，月光底下还能帮我家扭完两筐。总说这活不费眼，摸着黑也能做。”三叔接话：“好人啊……就是走得太急，太不公道了。”他们不知道，这样的话，娘也常说。只是她说的是另一番光景——那些真正没有月亮的夜晚。
那些夜晚，稻田打秧，车水灌溉……娘确实是在黑暗里劳作的能手。娘不识字，只想着多揽工做，多挣工分，让队里多分些口粮，好让我们能填饱肚子、安心读书。生产队的记分簿早已化成灰，可我还记得娘名字后面那一长串工分，长得像她从棉花厂背回来的棉条。煤油灯把她弯腰纺纱的影子投在土墙上，放得很大很大，大得能把我们五个都笼罩在里面。她的右手娴熟地摇动纺车，“吱呀——吱呀——”，这声音成了我们的摇篮曲。大哥说，他总在纺车声里背乘法口诀；大姐说，她学会的第一首歌谣，是伴着纺车节奏哼的；我则记得，每个难眠的夜里，只要听见这吱呀呀的声响，就知道娘在，家就在，心就安了。
夏天的黄昏，我们五个小脑袋常齐刷刷挤在村口竹林旁，朝着手角塘（池塘名）田埂方向张望。娘回来时总扛着水车，裤管上的泥浆一层压一层，干成了岭南丘陵的等高线。她极少和我们一起上桌吃饭，老是端着那口搪瓷碗站在桌沿，碗里的米汤清得能照见梁上的蛛网，另一只手里的红薯头却啃得津津有味。很多年后我才明白，她把所有的“稠”都留给了我们，自己咽下的，是一个母亲能给出的最稀薄也最浓稠的爱。
纺车转一圈，棉纱长一寸；日子过一天，我们长大一点。她把棉花纺成纱，把纱换成钱，把钱变成我们的铅笔、本子、书包，变成通向课本里那个广阔世界的路。娘不识字，却认得每一个字的重量——那是能让她的孩子走出田埂的力量。
纺车声停在二零零八年农历七月二十八日的清晨。心梗来得那样急，急得没让她吃上我任教学校的欧校长一早托人送来、还挂在厨房的猪肝瘦肉粉肠。猪肝瘦肉粉肠汤，那是娘一生的至爱。母亲倒在晨光微露时，像一根纺到尽头的纱，终于松开了紧握的手。
十七年后的今天，由哥牵头，我们兄弟姐妹五个带着家人，还有多位新旧同事与多年老友，又聚在这栋用娘的心血“纺”成的房子里。屋外，夕阳给簇新的“秀芳园”镀上一层金辉——那是我的儿子，娘没能等到他考上大学便许下奖励的孙子，在今年初买下老屋后的邻居宅基地，悉心为大家庭建造并以娘名字命名的后花园。花圃亭榭间，种满了娘生前最喜欢的旺竹仔与各色花果。儿说：“爸，奶奶送来的‘福气’，我们得接着。”
夜幕四合时，我们点亮所有的灯。屋内外灯火通明，恍如白昼。可我们都知道，最深最暖的那一束光，永远来自记忆里那盏如豆的油灯，来自灯下那个永不疲倦的背影，来自那首用纺车写就的、循环往复的夜曲。
“吱呀——吱呀——”你听，娘又开始纺纱了。这一次，她把清贫纺成了丰饶，把离别纺成了团圆，把五个懵懂的孩童纺成了这枝繁叶茂的家族。
在这纺车声里，我们终于懂得：有些逝去从未真正离开，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缠绕，继续生长，继续在每一个思念泛起的夜里，轻轻吱呀作响。
正是：
秀色盈庭，纺月织云慈母线；
芳华满圃，承风润物故园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