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志】岳南，中国举证文学第一人。1962年生于山东诸城，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现居北京。主要作品有《复活的军团》《风雪定陵》（合著）《西汉亡魂》《日暮东陵》《寻找“北京人”》《李庄往事》《陈寅恪与傅斯年》等。其中十余部作品被译成日、英、韩、德、法、意等国文字出版，并受到广泛关注与赞誉。2000年夏，曾担任中国中央电视台“老山汉墓考古发掘现场直播”嘉宾，因准确判断出老山汉墓墓主身份和两千多年前被盗过程的细节，轰动一时。
岳南：大师之后再无大师
英国历史学家赫?乔?韦尔斯（H.G.Wells.1866-1946），在其著作《世界史纲》中谈及中国唐初诸帝时期的文化腾达时，既满怀景仰又充满疑惑，似乎如此辉煌灿烂的文化景象有些天方夜谭。让人欣慰而刮目的是，多年来，岳南始终以严谨考究、处处有典的态度书写史著，为读者在古今交织与中外错综的叙事宏构里重现古帝国文明，其考古系列作品在破解乔氏心中疑团与看似神话的道路上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最近，岳南再度以新作《陈寅恪与傅斯年》震动文坛，并在坊间获得诸多好评，学术界发出了“回到傅斯年时代”的呼声，网络上则引发“大师之后再无大师”与“大师之后还有大师”的激烈争议。八月骄阳如火风灼人，这位从事写作生涯二十余年，低调而传奇的考古文学作家，在家中接受了《怀尧访谈录》的独家专访，首次浮出水面，公开解密自己。
对陈寅恪与傅斯年情有独钟
吴怀尧：说起岳南，很多人津津乐道的是你初登文坛便出手不凡，十多年前，你创作生涯中的长篇处女作《风雪定陵》出版即引惊叹，你也一举成名，而当时你还是解放军艺术学院的一名学生。这部作品在台湾出版后获得1996年《中国时报》十大好书奖，与王安忆的《长恨歌》同时获奖，在那块倾心文化的岛屿上备受推崇，一时家弦户诵；继之又被美国《世界日报》评为年度华文最佳非虚构文学作品，其经历与情形与王小波的《黄金时代》颇为相似。在谈其他的问题之前，我希望你或繁或简的讲点个人经历和家庭背景，这对于那些不了解或想了解你的读者，相信会有所帮助。
岳南：我的个人经历和背景都比较简单，1962年农历12月出生于山东诸城县贾悦镇一个有着三道小河穿越、号称“西伯利亚”的偏僻村庄，在村子和镇上完成了小学与中学学业。1979年高考落榜后回到庄里生产队种了一年地，当了一年小学预备班的老师。1981年秋参军入伍，到山东日照武警边防支队藏家荒边防派出所服役。先后在派出所与支队机关当过战士、打字员、公务员等，后来考入武警济南指挥学校，当时叫教导大队。毕业后回到原部队当了一名司务长，主管伙房饭菜与炊事员工作。再后来因为我经常写点小诗或新闻稿在报刊上发表，就被作为“人才”调到济南武警总队政治部机关做电视宣传工作，再后来调到北京武警部队机关继续从事老行当，直到1995年转业到中共中央国家机关某杂志社工作。
吴怀尧：最近，你的新作《陈寅恪与傅斯年》在北京晚报等数十家媒体连载，我看到很多人都在聊它，各方面的评论也是此起彼伏。透过你开启的历史门缝，我们得以领略民国初年蔚为壮观的知识分子群落的命运剧变，请你谈谈这本书的创作初衷。
岳南：我上中学的时候，对中国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的人与事就比较感兴趣，那个时候“文革”结束不久，号称“科学的春天”已经来临，报纸刊物上开始宣传知识分子与他们的生活、理想、事业、信念与追求等等，比如像数学家陈景润，“文革”时期独自猫在北京中关村一间小屋里，默默地破译“哥德巴赫猜想”，这是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典型，是我心中的偶像。还有事业加爱情的，如《第二次握手》主人公的生活与凄美的爱情故事，通过《中国青年报》连载，让我知道了原来没有听说过的人和事。
当然，真正产生要为知识分子写点什么的想法，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事了。随着政治不断解冻，一批民国时期自由知识分子的身影开始出现在大众视野并在我眼前晃动，当我静下心来较为详细地研究一番时，这批自由知识分了的人格魅力与渊博学识，令我深受感动，觉得自己有话要说，不吐不快，这就是后来你所看到和我正在创作着的自由知识分子系列作品创作的初衷。
吴怀尧：在20世纪初叶的学术大家中，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鲁迅、陈寅恪、傅斯年、赵元任、李济、陶希圣、钱穆、顾颉刚、郭沫若……个个大名鼎鼎，许多人的成就至今都无人能及，你为什么对知名度并非最大的陈寅恪与傅斯年情有独钟？
岳南：写作这种事，不能说谁的世俗名气大就写谁，也不能说写大总统就比写小人物更有意义和更受读者欢迎。主要还是看作者与所写的传主是否在感情上有所共鸣。心是有弦的，没有拨动你的心弦，再伟大、重要的人物也激不起你创作的欲望与冲动。这一点我想你能理解，比如曹雪芹的《红楼梦》，法国小仲马的《茶花女》、莫伯桑的《羊脂球》等等，他们所写的并不是多么了不起的大人物，应该说大多都是些社会中的小人物，甚至是在世俗社会看来最低层的妓女。但就是这些小人物的命运感动了一代代人，这些作品也在世界文学史上放出了不朽的光芒。
我对陈寅恪与傅斯年两位自由知识分子情有独钟的原因，在于他们的学识特别是人格魅力，比之前面列举的其他几位更能打动我，更容易令我的心弦为之跳动。或者说，在潜意识里，我觉得这两个人更能使我产生一种亲近和温暖的感觉，心灵更容易沟通。就这几个人论，梁启超的色调有点冷，也就是给人冷冰冰的感觉；王国维有点软，有的时候你看他处理的那些公事私事，我都替他着急，真是像鲁迅所说的“老实得像火腿”一样的人物，对于这种性格的人我不喜欢；胡适与鲁迅嘛，此前写的已经够多了，我不愿意再去炒别人的剩饭，或者是在混水里摸鱼；赵元任与李济的专业有点深奥，要解释起来难度大，读者不容易搞清楚，一时还不好动笔；陶希圣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政客，可佩的地方不多；钱穆与顾颉刚学问当然是没得说，但总觉得缺点什么，要写一部传记，兴趣不大。至于近几十年在大陆政学两界名声显赫的郭沫若，一生翻云覆雨的事太多，鲁迅当年对郭沫若等人指斥为“才子加流氓”，或许有个人恩怨，不可当真。前些年，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曾对郭氏也有过一个评价：对自己的为人为学“没有自信”，所以没有自信，是缺乏“自约”精神。关于郭氏其人其事，我研究的不多，弄不明白，也不想弄明白。在上面列举的人中，我最喜欢的是傅斯年，他的性格和为人处事的方式、方法很称我意，这可能牵涉我与傅公同为山东老乡的地理关系，骨子里都有一点山东响马与梁山好汉遗风的关系吧。
吴怀尧：对于傅、陈而言，他们各自的历程都跌宕起伏，可独成专著，你把他们放在一起写的原因是什么？
岳南：傅、陈均出身清代名宦世家，傅斯年是大清开国顺治朝首位状元、武英殿大学士、掌宰相职的傅以渐七世孙；陈寅恪是晚清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孙，二人都有显赫的家族史，陈寅恪嫡亲表妹、曾国藩的曾外孙女俞大綵是傅斯年的妻子。陈寅恪自13岁起就赴日本留学，后来又赴美国哈佛大学与巴黎、瑞士、德国等欧洲国家高等学府留学，时间长达16年。在中国历史上，有名有姓的留学生，时间达16年的，除了唐代的玄奘，就是陈寅恪了，无出其右者。傅斯年是著名的“五四运动”北京学生游行总指挥，北大毕业后赴欧洲留学，与陈寅恪在德国柏林大学共同度过了4年时光。
陈寅恪与傅斯年二人学成归国，陈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成为闻名天下的“四大导师”之一；傅斯年出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开南国一代学术新风。国民党北伐成功后，傅斯年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陈寅恪出任史语所历史组主任，这个关系从1928年始，一直保持到1948年底，长达20年之久。而傅、陈二人对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这一历史性的聚合，开创了一个举世瞩目的学术流派，为海内外学术界敬佩。但随着国共干戈相向，大地陆沉，最后的结局是：傅斯年、陈寅恪这对同学兼同事，外加姻亲关系的旷代天才，遥天对望而不能相聚。一个无声地倒毙在台湾会议大厅，一个死于大陆岭南病榻，二人皆不得善终。《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将两人放在一起写，不仅仅是因为两人是同学，是战友，是姻亲，更主要的是因为两人在国学大师群中的“双子星”地位以及他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光辉人格。前者依靠本身的研究成果对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后者除了个人辉煌的学术造诣，还留下了制度性的遗业，在学术界维持着长远弥久的影响力。
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傅斯年本人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是大清开国第一位状元的后代而自豪，相反，他以为是一种耻辱。他不愿意在人前提起这位状元公，偶尔提及，也是大为不满。傅斯年认为满清入关，南明政权仍然存在，他这位祖先不该与满清合作，应该与他们斗争到底，血染疆场才符合君子之道。傅斯年本人后来追随国民党政权去了台湾，就是这种人生观的体现和延续。
易中天无知无畏，钱文忠功力不足
吴怀尧：为了写好《陈寅恪与傅斯年》，你曾奔赴长沙、昆明、重庆、成都、李庄等地调查采访，并耗时4年完成这部著作，作品出版后反响强烈，很快登上深圳商报好书榜，光明日报荐书榜和新京报的学术图书榜；时年98岁高龄的北师大著名史学家何兹全教授亦撰文盛赞，称你的写作难能可贵，“此书涉及不少史事属首次有理有据、条理清晰地对外披露，填补了陈、傅两位大师研究领域的空白”；福建师大文学博士生导师王珂，甚至将这本书列入文学院研究生的必读书，对此反响你是否感到满意？
岳南：几年的辛苦换来这样一个评价和实际效果，我自然是满意的。除了满意，更多的是感激，感激那些为我的采访与创作提供材料并给予各方面支持的人。
吴怀尧：大约两年前，金庸先生在广州大学讲学时透露，尽管自己未能亲自受业于陈寅恪，但敬仰其学术并尊之为师，自称“私淑弟子”。相比之下，今天的年轻一代，能知傅斯年与陈寅恪为何许人也，做过何种事业者，已不是很多了。你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大众对傅斯年及他那一代知识分子精英的健忘？当下国人对于历史的温情和文化的关切程度如何？
岳南：原因很多，但主要的还是1957年反右扩大化之后，特别是“文革”十年，将历史文化命脉割断了，使其失去了传承的土壤和条件，因而年轻一代不知道二公的学问与事业是正常的。现在这种状况稍好一点了，但还是感觉不到位。
吴怀尧：在你的这本书出版之前，已有为数不少的民国知识分子个人传记面世，并形成了民国知识分子史热。易中天先生称之为“不该热的热了起来”“劝君免谈陈寅恪”，理由是“陈寅恪是了不起，可惜我们学不来”，你是否同意他的观点？
岳南：这是大势所趋，也是民心所向，人类进程有曲折坎坷，但总体来说是向上求进的，这种现状其实是反映了一种世道人心。至于你说的这个易中天，是不是前一段拿着一个呱哒板儿在央视“百家讲坛”说评书的那位？我不同意他的观点。什么是该热的，什么是不该热的？陈寅恪了不起，学不来，就不该热了?我看三国的曹操，清朝的康熙、乾隆等人物，易中天也学不来，他不是还在那里唾液四溅地不停鼓噪吗？难道曹操就是一个该热起来的人物，值得他动用国家资源在全国老少面前不厌其烦地大谈特谈？难道他鼓吹的那些弄权窃柄，敛财称兵，妄倡邪说、煽惑众志，卒至颠危宗社的历史人物是现代青年可以学得来的？这个提法除了说明他的无知，还有一点无畏。无知是可以的，要是无知再加上无畏，这就可怕了，因为他不但误己，更会误人。我在这里要含泪劝告这个拿呱哒板说书的易同志，不是别人少谈，而是你要少谈，最好不要谈什么陈寅恪，因为你确实不懂陈寅恪。一谈，很容易让人看作佛头抹粪。
吴怀尧：我注意到，在《陈寅恪与傅斯年》282-283页，针对陈寅恪诗“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悉近最高楼”的理解时，你说：“后代有学人钱文忠者”“至于后生小子如钱文忠者”；你可以不同意钱氏的解释，但没有必要用这种尖酸刻薄的口气评述吧？
岳南：我是从《读书》杂志上看到一个叫钱文忠的人写过一篇小文，考证陈寅恪与蒋介石的关系，说陈寅恪的父亲三立先生在庐山做寿的时候，蒋介石曾提着礼物专门前往拜寿，而陈三立拒收其礼。又说陈寅恪在重庆与蒋介石初次见面，认为蒋是一只癞蛤蟆，不足成事云云。因为这则小文排在杂志的后半部，而且是在很不起眼的地方，这就证明《读书》杂志的编辑没有把其人其文太当作一回事。我读过此文，又将这段史实考证之后，认为钱姓作者所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蛤蟆之说，最早来源于吴宓）。于是我断定这个作者功力不足，可能是个二十多岁的大学生，或蹲在哪个地方写些报章文章用以打发无聊时间的青年文学爱好者，就作如此称谓。前一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据介绍是一个叫钱文忠的青年人，给住在北京三0一医院高级病房一个留着和尚头的老者磕头。这个磕头的青年与《读书》杂志上那个钱姓作者是否一人，视频中没有介绍，我不清楚。如果是，我这样称呼也没有什么大错。因为看磕头的动作，好像是小徒弟在拜大师傅的样子，对于一个小和尚，你不可能像余秋雨含泪劝告四川灾区死亡的学生家长那篇雄文一样，说是一个佛学大师云云吧。
当然，所谓后生小子，也含有后生可畏的意思，是对钱文忠的一种鼓励。
吴怀尧：在很大程度上，传记作品，特别是写大学者的传记作品带有学术研究的性质，它的作者不仅是作者，更应该是学者，他应该有作家的感受力，更应该有学者的洞察力。在你看来，外界对你的这种关注度，是来自于公众对“揭秘”过程的兴趣，还是对你研究功力的认可？抑或话题本身就具有足够的爆炸性和新闻性？
岳南：我想两者都兼而有之吧。其实所谓“揭秘”也谈不到，只是由于政治因素，使陈、傅二公的生活经历与事业成就湮没于历史的风尘之中不为部分人所知，现在靠着一些最新“出土”和披露的资料，我尽了最大努力复原了陈、傅二公那段历史事实，因而有些人觉得新鲜，就当作“揭秘”来看待。这个事情与临潼的兵马俑发现有些相通的地方。事实上，当年的兵马俑从制作到埋葬，是许多普通人都知道的史实。只是一朝湮没，一朝发现，时间的转换就使看到它的人在心理和视角上感到不同。
吴怀尧：人类学家克罗伯曾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天才成群地来。中国近现代史上，我们也有过一个“天才成群地来”的时代。可是后来，仿佛弹指一挥间，那些成群而来的天才们又结队而去，只留下了支离破碎的吉光片羽。大师之后再无大师，你觉得问题在哪里呢？这种尴尬和遗憾如何才能解决？
岳南：天才成群地来的时候，与他们所处的历史阶段、环境、社会风气等密切相关。就人文科学来说，这批人在少年时就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后来又有机会到东洋或西洋学习现代知识，二者如同两块不同磁石，一旦碰撞，必然产生耀眼的火花和能量。但这批大师这后，社会风气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变了，后起者受世风的影响和条件的限制，既缺乏深厚的国学功底，又很难有机会到国外深造，潜心苦读，所以就产生了大师之后无大师的遗憾。
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探索，是对真、善、美三位一体的追求，就自然科学而言，由于人类生命和智力的局限，以及社会迫切需求，使人文与科技的隔阂越来越大，学科分化越来越繁杂又越来越精细，新一代学人都把精力集中到各科的分支独进上去了，很难有通才产生。如果说19世纪与20世纪初叶还有通才的话，那么在这之后就只有专家了。就物理学来说，有人称恩里科?费米(编者注：Enrico Fermi，1901—1954，美籍意大利裔物理学家，量子力学与量子场论的创立者，1938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是现代物理学的最后一位通才，这个说法是有些道理的。当然，就中国的情形论，几十年的运动与改造，有成就的学人被打倒在地，当翻身坐起来的时候已经垂垂老矣，而新一代人又没有好好读过书，别说出大师，就是小师也困难了。
前一段时间，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研究员徐钦琦先生曾给过我一个他最新的研究材料，大体是说文学艺术与科技成果的发明与进步，与气候有很大关系，历史上每一次群星灿烂的时期都是一种特殊的气候所致。文中他举了若干事例加以证明，如希腊文化的奠定、罗马的兴起，以及著名的文艺复兴等等。我认为他的研究有一定的道理，但气候的原因只能代表一个方面，远不能包括一切因素。重要的因素仍然是人的意识和精神状态，不是环境与气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