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不应该仅仅期待复制一个朱镕基体制

　　此次在纽约的活动也提醒我们，美中两国领导人曾经找到互相尊重、精诚合作的方式。这次小型聚会本身就是一次成功的“软外交”。然而，它又并非仅仅是一次愉快的社交活动。一个简短的仪式，给我们带来的是更多深层的思考。

　　首先，为什么要出版这本书？有一位朋友问，“谁会来买这本冗长的讲话集呢？况且还是十几年、二十多年前的演讲。”这个问题问得不错，但我认为答案很简单：记录中国领导人真实工作言论的英文著作毕竟不多，这本书以及明年将要出版的下卷也许不会成为畅销书，销量也可能远不如中文版，当然，这本经过精心编选的文集也不会有什么“国家秘密”。但是，很多在大学、智库、媒体、政府机构及民间组织工作的美国人，对此书都会有强烈的阅读欲望，他们想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中国并不十分透明的政治体系的运作。对于很多历史学家和在美中关系领域工作的人来说，布鲁金斯这套书的出版计划是一个好主意。而朱先生本人实实在在的为人处事方式，不打官腔、不空喊口号的语言风格，也提升了此书的阅读价值。

　　对于美国读者来说，一本用中文写的书，还需要有人付出额外的努力才能赢得好评。在此次首发活动上，我有幸与另一位老朋友梅缵月(June Mei)坐在一起。这本书的翻译工作就是朱总理指定由她来做的，朱在1999年访美时也指定由她来做口译。在翻阅这本书时，我明显意识到翻译工作在美中对话中的重要地位。而无论是在美国或在中国，少有人能完美地处理好跨语言的障碍。实际上，随着美中关系的扩展与深入，对语言的精确传达仍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这次热情友好的“软外交”实践令我感到，美国人与中国人都需要停下来好好铭记并确信双方在过去几十年间有过的真诚务实的合作。我们在回忆庆祝所取得的成就的同时，也要妥善思考未来。首发式聚焦中国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改革，主要围绕朱总理及其非凡的经济政策而展开。但是在场的美国人和中国人，都还记得美中关系在那个年代经历过的骚动与危机。

　　我们记得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的欢呼，也记得深化经济改革的重启，而这之前发生的事件让人难以忘怀。回想发生在1995—1996年的危机，当时在克林顿任期内，我亲身经历了美国国内长期围绕中国问题的政治斗争。最大的争议是在1999—2000年期间，当时国会对是否批准中国的永久最惠国待遇进行了激烈讨论。而在朱总理访美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即1999年春天，位于贝尔格莱德的中国驻前南斯拉夫大使馆遭到轰炸。相信这次发布会上已退休的人士都还记得当年所发生的一切。但是，现在并不是纠缠于过去的时侯，我们需要关注的是积极因素—尽管我们所了解到的可能只是问题的冰山一角。

　　此次活动真正的主角朱镕基先生虽然并未出现在现场，但是他在任中国总理时期的不凡表现令我思考起他卸任后美中两国关系的一些变化。

　　上世纪90年代末，在朱镕基的有力领导下，中国成功应对了加入世贸组织后的重大变局，从而让中国参与并享受到“入世”的好处。贯穿于这本新书的主题之一是，我们迫切需要认清中国体制的现实，尽管这样的现实有种种令人不满意之处。从书中可以看到，朱总理坦率承认的是，中国还不够强大，甚至有所倒退；同时中国需要努力达到美国和发达工业国家的发展水平；也要确保中国的所作所为能够赢得世界的尊重；而向世界打开大门是中国繁荣发展的重要基础。

　　在朱镕基执政的后期，他把强大的领导力集中于为中国实现“入世”所需要的社会变革。预计今后将翻译出版的朱镕基文集下册，将更加集中展现他的经济改革路线，这也会引起美国读者更强烈的兴趣。

　　9月9日，在结束了上午的庆祝活动后举办的午宴上，我从中国驻纽约总领馆顶层宴会厅明亮的玻璃望出去，外面便是宽阔的哈德逊河，这条河正是纽约曼哈顿岛西侧的分界线。此时此刻，我内心禁不住思考朱镕基时代与当今这个时代的差别。

　　正如白莉娟女士在首发式结束语中所说，尽管朱先生的书展现的是二十多年前的政治智慧与技巧，但却正是如今所急需的。今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中国人民在期待着北京发起新的改革动议，对此，关注中国的美国人也在期待。我们清楚地知道，自朱总理卸任之后，美中关系经历了反复无常的变化。我想，这便是历史的讽刺之处：上世纪90年代，美中关系以不断出现重大危机为特征，而过去十年间再也没有类似的紧张局面出现，但与此同时，那些对中国将要进行重大改革的乐观期待也趋于淡化，并伴之以对发展美中政治与经贸关系热情的减退。

　　在纽约举办的朱镕基新书首发仪式上，我们有理由共同为过去所做的工作及取得的成就而进行庆祝。但如今，我们无法也不应该仅仅期待复制一个朱镕基体制，以及重现我们经过十多年努力而得到的美中关系的进步。我们不要忘记哪些可能为之、哪些尚需努力。近期的形势和不确定的未来令我个人感到，未来若干年，既需要中国领导层在国内有所作为，也需要两国同行的共同努力，来保持和发展美中两国的稳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