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妻带儿回到故乡，旧屋青瓦依然在，只是院落寥旷。
我们踩过绿草和阶苔，推开那扇陈旧变形的木门，堂中正墙悬挂着母亲、父亲和哥哥的彩照。妻子的目光随之落在墙角几个旧竹器上——那是父亲在世时编织的，一个箩筐，一个簸箕，虽已陈旧，却依然结实。
“妈当年用这个簸箕拣豆子。”妻子轻声说，“一边拣，一边还能讲出许多老故事。”
母亲是故乡远近闻名的“桂应奶”。母亲的记性极好，读过几年书塾能识字，能往上数三代，把村里各家的姻亲脉络、恩怨纠葛理得明明白白。她总是坐在堂屋的门槛边做着针线，将故事时声音不高，却条理分明，一桩一件说得清清楚楚。她乐善好施，谁有困难向她借钱借物，她从不推诿拒绝。
父亲是地道的农民，力气和心思全花在土地上，农活样样拿手。他是村庄百里挑一的割秧能手，收割时能最大限度减少秧苗根土却不伤到苗根，轻刀快手割出又薄轻又大饼的秧团。农闲时，堂屋便成了父亲的“工场”：竹篾在他手里翻飞穿梭，不多时，一只结实精巧的竹笠便成了型，或是一只圆滚滚的谷囤有了模样。
父亲做活时，母亲就在一旁陪着，或补衣，或拣豆，偶尔低声说些村里听来的事。父亲极少搭话，只是“嗯”一声，有时也点点头，手里的活计却丝毫不乱。那种寂静里的相伴，就像田埂边并生的两棵树，根系在地下默默缠绕，枝叶在空中各承风雨，共享着同一片土地的气息。
大哥有母亲的聪慧与口才，又有父亲的踏实勤劳，教了一辈子书。退休后，大哥常会和伙伴们一起到街上奏乐唱歌，在文化广场，在榕树下，给乡亲弹秦琴，拉二胡，唱俚歌，有时候还奏流行曲，大家有说有唱也有笑，时光总是很快乐。
我望向屋顶，年深日久的青瓦，沉郁的黛黑，一层覆着一层；瓦楞的间隙，生着一片片茸茸的青苔。它们不似栋梁显赫，不如花朵芬芳，甚至比不上瓦缝中偶尔长出的一茎细草招摇。它们只是苔，倚赖着陈年的瓦，承接着偶尔的雨露，进行着最安静、最绵长的呼吸。
恍惚中，我仿佛又看见了母亲温润含笑的眼神，父亲专注编篾的侧影，大哥沉醉于琴弦颤动的面容。
他们仿佛并未远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