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炎将军与夫人、女儿的合影。(资料图片）
巧理“周、文事件”
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先后制造了一系列惨案。为了回击国民党的进攻，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了《第十八集团军致国民党中央的通电》，揭露反共顽固分子制造分裂、破坏抗战的罪行，并要求各地党组织广泛散发《通电》，进行宣传。
1939年2月，张炎就任广东省政府第七区行政公署专员，兼任保安司令。上任后，他将原先成立的抗日武装乡村工作团整编为学生队总队，扩编为700余人，下辖6个中队，分驻各县，自己亲自担任总队长。3月29日，学生总队第四中队副中队长、共产党员周崇和接到中共高州工委的指示，到离队部10余里的新洞圩散发传单，到达一所中学时突遭地方自卫队的逮捕，罪名是“散发异党传单，攻击国民政府”。周被押往自卫队队部，随后被关进了禁闭室。在禁闭室里，周崇和发现香港学生赈济会青年服务团团员、共产党员文允武也因散发传单被逮捕。当天下午，周、文被自卫队押往茂名县政府，并准备送往国民党南路行署。当时，正值张炎的旧部黄茂权在茂名县担任游击指挥部司令，黄与周相识，遂将周、文扣押，并亲自带领两名卫兵将他们送往专员公署特务大队第一中队。这样，周、文就到了张炎的手里。
周、文被捕的当天，消息就传到了国民党第七区党务督导处和南路行署，他们正准备借“周、文事件”发起对共产党的进攻，当即决定“周、文事件”由第七区党务督导处和南路行署共同审理。
为了留住周、文。他以案件发生在第七区所属地方，专员公署有责任先行调查审讯，待弄清案情后再上报行署处理为理由，拒绝执行南路行署的命令。南路行署并不放弃，专门指定督导处和保安司令部参与审理，企图以此来操纵整个审理过程。
审讯的公堂临时设置在一座庙里，主审是孙甄陶，保安司令和专员公署都有人参加。孙甄陶耍尽各种花招，试图让周、文承认散发传单是在共产党的指示下所为，但周、文始终坚持，散发传单绝非受共产党的指示，而是在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抗日行动感召下的个人行动。审讯没有结果，国民党当局没有拿到他们所需要的“口供”。但是，南路行署并不甘心，他们仍频频催促张炎将周、文上解他们处理，企图摆脱张炎的控制，逼迫周、文供出党的组织，甚至想将周、文杀害，伪造口供，制造“七区赤化”的舆论。
中共党组织感到事情紧急，便立即制定了营救方案：争取说服张炎，由他作主将周、文秘密释放，或他表示默许，由党组织布置潜逃，然后共同研究应付南路行署追究的办法。
张炎为了妥善处理“周、文事件”，接连召开了几次干部会议研究处理办法。会上形成了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先将周、文交给南路行署，然后再活动保释；另一种认为，周、文交到南路行署，很可能遭到杀害，建议立即设法释放周、文。权衡利弊后，他在最后宣布：“关于周、文的处理问题，不要再争论了。我经过反复考虑，无论如何决不会把两个青年轻易送出去。”会后，他把释放周、文的任务交给了共产党员黄景文。
6月中旬的一天晚上，黄景文的旧部下、特务中队的班长陈世雄将周、文带出专员公署的大门，罗永玑等几名共产党员早已等在门外，护送周、文消失在夜幕中。半夜1点钟左右，他们出了高州城。
第二天一早，张炎故作吃惊地通报了周、文逃跑的事情，并虚张声势地派出两个中队分头搜索和追捕，随后召开干部会议，假装生气地说：“关于周、文越狱逃跑的事，是你们防守不严，应当处分。”同时起草了给行署的报告，称：“案犯周崇和、文允武，串通特务中队班长陈世雄越狱潜逃，经追捕未获……”行署接到通报后无可奈何，省政府主席李汉魂大怒，通令全省缉捕周、文、陈3人，同时派出一个师的兵力直扑茂名，企图解决张炎。张炎以大敌当前，不宜内争，并为避免家乡遭受摧残，遂电告李汉魂，弃官引退，携眷避居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