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商产生的基因
吴商的产生，应离不开自然环境、家乡人文文化、自身的努力奋斗。
——环境优美，敢于闯荡。吴川位于鉴江下游平原，土地肥沃，水量丰富，气候宜人，宜于农作物生长。但由于高田易旱，低洼易涝，风灾水患也多，往往会出现民无食而卖儿女的惨境——“只鹅止换三升谷，斗米能求八岁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时，日子才会好过。到了清代光绪元年（公元1894年），全县已达73796户，266409人，官民用地塘税为34819亩，应征税银7203两，应征丁银256两。从上述数据看，吴川人多地少，经济欠发达。单靠田里出产，生计不易。农民只好发展工副业，扭转生活上入不敷出的困境。他们多是利用当地生产的黄麻、甘蔗，搅麻绳、搓麻线、榨糖浆、熬片糖，输送到广州等地去，换回生活补贴。
到了明末清初，聪明的吴川人已经掌握高超的造船技术，吴川的江海交汇的芷寮港，是粤西著名的造船和货运港口。当时的建筑工艺也较先进，工匠不仅建造小舍陋室，也建大桥广厦。坐落在塘墟边通津河上的通津桥，建于清光绪六年，一百多年过去了，抗击多少风雨，抵御多少浊流，仍是安全无恙，通行大型车辆。清代后期覃巴墟上的大当铺，是覃巴秦村的工匠施工，至今岿然不动。
吴川河流众多，有舟楫之利，上行高肇，南走雷琼，不少人经商贩卖，以求温饱。清代邑人吴河光的《吴川竹枝词》中写道：
居民近海多为贾，生计难凭负郭田。
梅菉黄坡忙不了，江村日日趁圩船。
正是三日一墟人不断，清流绕郭水上船，水运畅达，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城乡物品的交换。有的人甚至穿州出省，外出打工经商。旧时有一首民谣说：“不忧穷，不忧穷，只怕云南路不通，云南大路通四海，只有富贵不愁穷。”这种敢于闯荡的精神，对日后的商品生产发展是有裨益的。清末民初，吴川城区梅菉店铺林立，是广东粤西大商埠、粤西大都会，被誉为“小佛山。涌现出王兴记、谢源利、陈寿庚、欧子纯等大商贾名噪南粤。
——读书上进，文化厚重。读书求上进，是吴川人一贯的追求。在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吴川考上一大批举人、进士，破天荒地出了状元林召棠。他是粤西广大地区惟一一名状元，官至翰林院修撰、陕甘两省乡试（举人）主考官，晚年回粤在省立端溪书院任校长、教授，培育了大批人才。吴川又是清代首批留美幼童监督，首任驻美国、古巴、秘鲁公使陈兰彬的家乡。陈兰彬的出国游历，对后来到异域飘泊、经商做工程的乡人，产生很大的动力。
现代民国政府的上将、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也是吴川人。他是抗日名将，痛歼日寇的英雄事迹，在家乡广为流传。他那果敢、勇猛的精神，感动全邑民众。
——敢为人先，胆识过人。外部的因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吴川成功的商人、企业家，不仅利用吴川深厚的人文脉络，更重要的是自己拼搏创新。改革开放后，1979年吴川就办起了第一个农民股份企业“王村港覃寮葵品加工厂”，后来塑料鞋业和糖酒机械业也迅猛发展，吴川的乡镇企业被誉“吴川模式”，与“温州模式” 齐名并论，涌现了敢为人先、率先致富的潘水源、欧衍琪等企业家，他们都是离土不离乡。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吴川商人更是走遍大江南北，大胆创业，成为了地产业、建筑业、轮胎业、酒店、再生资源、物流业的佼佼者。他们离开乡土，到陌生的地方闯荡，这就需要过人的胆魄和勇气了。
广东鼎龙集团董事长龙庆棠、广东龙威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龙观生等一大批崛起的吴商，他们多数人原是村中的能工巧匠，对党的政策了解较早，响应较快，在群众中有威信，有组织管理能力，在当地上层的熟人较多，易于取得有关部门的协助和支持。但他们不囿于这种成熟的环境，守株待兔，而是到新的地方如广州、深圳、东莞、南宁等地，从头干起。
编后话
吴川的经济基础薄弱，远离珠三角、深港澳地区，华侨不多，不可能引来很多外资，在跃向未来的发展征程中，只能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才能事半功倍。他们敢于这样做，是具有强烈的经营意识。这种意识不是头脑中固有，也不是自行从泥土中冒出来，而是人穷志不穷的一种表现，是逼出来的。表现了吴川经商者的吃苦耐劳、富有谋略的个性，别人不敢想的事，他们敢想；别人不敢办的事，他们敢办。大胆当开拓进取的主角，演好唱好发展经济这台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