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工与线长的冲突
富士康的车间里，各种纪律和规章像透明的绳索一样，缠绕左右，稍有不慎，即会“触雷”。
富士康车间里的各种纪律和规章，首当其冲不容触犯的规则之一是考勤制度。我曾经故意迟到5分钟，缺席了开工前的点名。结果不到十分钟，我就被一个车间负责人叫去训话。
“丑话说到前面。”这个“90后”的男负责人口气严厉地警告我，“如果明天再迟到，就给你记旷工”。他补充说，记旷工将影响我的工资、晋级以及年终奖发放。
大约两天后，与我同期进厂的一个工友也受到了上司的训话。他遭殃的原因是，在下班前的集合时掏手机准备发短信。上司警告他说，念及他是初犯暂不追究，如有下次，“就不给你报加班”。
训话和处罚停留在“如果”和“下次”的层面，只是“幸运”。“不幸的人”比比皆是。
据一位工人介绍，11月12日时，其所在车间里有一个员工，因被检查出裤兜里装了一包烟而被记小过。一名“二次进厂”的21岁青年则说，他上次在河南富士康工作时，半夜瞌睡漏掉给一个手机盒称重，结果被罚写了一篇检讨。
我进车间的第二天，喷码线的一个20岁左右的女工，因为调错了代码被女线长“发配”去“上挂”——上挂需要一直站着工作。次日，不堪其重的女工央求女线长将她调回喷码线。女线长对她说，“我心疼你，谁心疼我？”
从工人中提拔出的线长，是富士康最基层的管理者，直接与工人打交道。“线长们压力很大，每天都要受到排配量的考核。”一位车间中层管理人员说，若线长带领工人完不成当天的排配，就要受到组长或课长的批评。
这些大多面孔还显稚嫩的线长，迅速将上司简单粗放的管理方式复制过来。有的线长会在挨骂后朝自己的工人发上一通火。
在富士康的日子里，关于“线长与员工冲突”的消息或段子几乎每天都能听到。一位山西当地的“二次进厂”的20岁左右的员工称，他之所以上次逃离富士康，是因为“与线长对骂”。
几乎每个工人都不愿意自己的脚步离开生产线太久，哪怕是在周末。这主要是因为加班的“馅饼”诱惑太大。根据入职培训时人资部门的介绍，富士康目前有“加班1”、“加班2”、“加班3”3种加班。
一位入职不久的员工称，“上厕所前要汇报线长”的要求应无视。因为上厕所是“他的人权”，“没有人可以剥夺”。“出门打工，受累不怕，就是不能受气。”一个“90后”的员工这样阐述他的打工底线。
有些极端点的年轻工人，甚至会替那些“受气”的工友出主意——等欺压他的线长下班后，在厂区外面搞次“伏击”。
“现在的工人比以前更有个性、更难管理了。”前述管理人员深有感触地说。他说，几年前，组长、课长去车间视察时，所有的工人一声不吭埋头干活；而现在即便当着视察的领导的面，有些年轻工人们仍旁若无人地有说有笑。
富士康式“减压”
在发生多起坠楼事件后，近几年富士康在管理、生产等方面变得更人性化。入职时先签一份《珍爱生命承诺书》。园区内有心理咨询室、电影院、联谊俱乐部等。
2010年8月，在富士康连发多起坠楼事件后，时任富士康副总裁的程天纵从员工主体变化的角度，分析过坠楼事件的深层次原因。程天纵说，过去的队伍以“70后”为主，而现在的队伍则由“80后”和“90后”为主体。
“‘70后’的需求排序是工作、生活、医疗、感情、娱乐；而‘80后’或者‘90后’的需求排序恰好反了过来。”程说，因为互联网等因素的存在，他们过早体验了这个世界，在他们看来，工作排在最后。
据前述管理人员的观察，近几年富士康在管理、生产等方面变得人性化了一些。他举例，体罚工人的现象比以前少多了，底薪由他入厂时的800元左右涨到现在的1800元；喷码线的线速也比以前放慢了。
还有一些举措也被推出：入职时，工人与富士康签合同前，会先签一份《珍爱生命承诺书》。根据相关报道，该做法亦起源于多起坠楼事件发生的2010年。
太原富士康园区内有一家“心情驿站”的心理咨询室。我曾在13日以“入职没多久，感觉工作单调乏味、对未来感觉迷茫”为由，前去“心情驿站”进行过咨询。
接诊的是一个女医师。女医师允诺，会为我的工号、心理问题等个人信息保密。
“我手忙脚乱，却跟不上流水线的速度。我为此很焦虑。”我说。女医师说，这是个很寻常的问题，你得多向同事请教。
“领导为此会训斥我。”我又说。女医师建议道，学会换位思考；或者可以装作听不到他们在骂你。
“我看不到自己的未来在哪，很迷茫。”我倾诉道。女医师反问我，“你干好活就行，想那么多干吗？”
“心情驿站”南边的商业街上，或者在操场和A区的餐厅墙壁上，各有一块巨大的LED屏幕。傍晚和晚上时，屏幕上会播放台标为“FTV”的富士康内部电视台的节目。几大播放率靠前的“王牌节目”是《新闻联播》、《体育新闻》以及喜剧《武林外传》。天气晴好之时，总会有几个年轻人坐在操场上，仰望着大屏幕里的快乐。
电影院向员工免费开放。还有一个影厅时常播放素来受到少男少女追捧的湖南卫视的节目。
离电影院不远，有一个联谊俱乐部，有两三间中学教室大，平时的作用类似于一个大型KTV。11月1日晚上，我第一次进去时，一个青涩的年轻男工正深情地唱着：“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前程”。
十几分钟后，隔壁超市的手机专柜前，两个20岁左右男工正在打听iPhone 4S——他们或者他们在深圳、郑州等地的几十万名同事，在日夜流转的生产线打磨、组装出的手机——的价格，老板报价4000多元。
“再考虑下吧。”两个男工转身，讪讪而去。
“心情驿站”南边的商业街上，或者在操场和A区的餐厅墙壁上，各有一块巨大的LED屏幕。傍晚和晚上时，屏幕上会播放台标为“FTV”的富士康内部电视台的节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