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
“问题官员”就诊
“只说最近单位查得严”
在李恒的印象中，来医院门诊挂号的官员少之又少，即使来，也大多为开治失眠或抗抑郁的药，“他们挂号开药，不会多说话，不向医生透露更多，病历上往往只有失眠的记录。开抗抑郁的药，也通常不会走医保。”
李恒接诊的大多数官员病人都是通过朋友介绍来的，大多是“约出去谈一谈”，“没有固定的时间规律，朋友托朋友的关系，信任感多一些。多数情况下帮人忙，也不收费的，针对不同情形，会给出药物建议和心理治疗方案。”
这些患者，既有因人际困扰而患病的，也不乏“待查”的问题官员，比如经济问题，有婚外关系的，“他们找到我，不会明说自己的具体问题，他们只说最近单位查得严，正开着会就有同事被带走。自己也担心经济上和社会关系上的问题。说到这一层，大家彼此都心照不宣了。”李恒还透露，没被“带走”前官员表现得“最焦虑”，“一般都是害怕吧。”
面对这些人的“心病”，李恒往往会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去为他们分析利弊，“曾有个婚外情的官员来咨询，当时我帮两位当事人去做理性分析，建议他们不要弄到鱼死网破，否则不好收场。”李恒强调，心理咨询绝对不帮人做决定。过了没多久，他再次从朋友那里听到该患者赔偿了女方一笔钱，加上药物治疗，当事人的病情缓解了不少。
李恒也曾接待过一个患者，尿频一年多，在京城医院挨个儿看肾病科、泌尿科、中医都没有作用，结果到他这儿依照焦虑症治疗焦虑，用抗抑郁剂，辅以心理治疗，很快康复了。其实，那人真正的病因是，他在工作中得罪了领导，闹了心病。
北青报记者还了解到，一线心理医生接触的很多公务员病人都有失眠的症状，这样“私密”症状往往更不足为外人道，小范围知晓。“多数人都表现为心理压力大、焦虑、失眠等，像上述出现的尿频、大汗淋漓、类似心梗的神经官能症患者只占到20%左右。”李恒对此解释道。
官员抑郁自杀究竟是医学问题，还是社会问题？李恒答道，近年公务员心理压力大，属于心理疾病的高危人群，他们承受的压力和风险都高于一般职业，尤其是位高权重的官，“签一个字，动辄涉及一千万的项目，压力和风险可想而知。”但官员如果因不能说的秘密，抑郁自杀后，并企图掩盖背后利益关系，那么这心理问题，就不仅是医学能解决的问题了。
打“心理热线”的大多是官员家属
2012年，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询问中心对20个中央部委共2500名职工进行了一项与压力情形有关的调研，结果有63.3%的职工认为自己承受着中等以上程度的压力，其压力来源除了“职务升迁受阻”外，还包括工作责任、住房负担、领导工作风格、目睹腐败与抵挡诱惑等。
北青报记者了解到该中心同年开通了“咨询热线”，但从相关渠道获悉，目前几乎没有官员自报家门直接拨打该热线，前来咨询的几乎都是官员的家属。这个调研里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结论，即处级以下干部比处级以上干部感受到了更大的压力。在记者的采访中，心理医生和研究学者坦言基层公务员遭遇的心理健康问题更甚，“基层处级以下官员占到公务员队伍的90%左右，他们多数没心理检测的意识，咨询渠道更少，再加上上升空间窄，压力会更大，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理应得到重视。”专门研究腐败问题的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告诉记者。
还有学者将2009年视为全社会开始关注公务员心理健康问题的“元年”。那一年的报道中共有13个官员自杀。2011年年底，中纪委、中组部联合下发《关于关心干部心理健康提高干部心理素养的意见》。也正是从那时候起，关于公务员心理健康的讲座与培训开始在各级政府机关频繁举办，有些心理学专家还被请入国家公务员考试的专家小组。
“所谓的抑郁或心理疾病，不能简单视为患病官员的个人问题，它归根到底是一个社会问题”，北师大心理学系教授许燕曾对媒体如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