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 行走 写作

中国作协副主席、茅盾文学奖与鲁迅文学奖双料得主阿来近日携《西高地行记》《云中记》等作品，在湛江科技学院开展“阅读 行走 写作——从《西高地行记》到《云中记》读书分享会”，与师生展开了一场关于文学与科学、自然与生命的深度对话，分享《西高地行走》到《云中记》等作品背后的创作思考。

活动由广东省书报刊发行业协会、广东新华发行集团、十月文艺出版社主办，湛江科技学院和广东新华湛江新华书店联合承办。

4月28日，阿来为湛江科技学院的师生们作了精彩的讲座。

当文学与科学共舞时空

“文学与科学并非割裂，所有学科的终极命题都是‘人’的问题。”阿来一开场便打破学科壁垒。他举例阐述文学中时空观的重要性。从古代文学对世界的认知，到现代科学背景下文学应如何拓展视野，阿来老师的讲解层层深入。

谈及科幻文学时，他借《三体》中的“二向箔”隐喻人类困境：“当文明被压缩成二维，个体的生命意义反而凸显。刘慈欣用十光年的尺度写人性挣扎，这正是文学突破时空枷锁的力量。”阿来强调：“作家要同时拥有显微镜和望远镜——既见尘埃中的泪痕，也见星河下的文明。”以《三体》为例，阿来分析在大尺度的时空背景下，生命的短暂与虚无感，以及人类在其中的坚守与挣扎，引发人们对生命意义的深度思考。

灾难现场的文学伦理

“废墟上的选择，是每个记录者的灵魂拷问。”2008年，阿来作为志愿者深入汶川震区，亲眼目睹了灾难的残酷，面对职业伦理与人性本能的冲突，他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汶川地震后创作《云中记》的过程，分享自己在灾区的真实感受，先履行职业职责进行记录，还是以人本位先救助生命？“新闻追求真相，但文学必须守护尊严。”

这段经历催生出《云中记》的创作克制，阿来没有急于创作，而是经过长时间的沉淀与思考，“我等待了十年才动笔，因为文学不是灾难的即时消费。”书中祭师阿巴重返消亡的村庄，用仪式重构集体记忆。阿来特别提到书中“青稞从瓦砾中发芽”的细节：“这不是美化苦难，而是展现生命自愈的韧性。文学的意义，在于从裂痕中打捞超越性的光。”

在行走与阅读中重铸文学筋骨

面对“碎片化阅读”的争议，阿来聊起网络文学，笑着说道：“网络小说重新定义小说的长短。”他认为文学讨论各种人事物的不同，强调文学的意义在于关注人的情感与精神，无论是传统文学还是网络文学，都应回归这一本质，应多去寻找共同性。

关于行走，他讲述在丽江的经历，从最初对当地酒吧文化的好奇，到后来深入研究当地的历史、地理和文化，分享《一滴水经过丽江》的创作故事，“太多人喜欢写吃的，但不能只是吃，我们有眼睛、有双脚，旅居是学习，看看山川、花朵、建筑……”阿来通过行走，深入挖掘了西高地等地的独特文化，将这些元素融入作品中，使作品具有深厚的底蕴和独特的魅力。“当我们带着求知的眼光去观察世界，去了解不同地域的人文历史、自然风貌，能为文学创作积累丰富的素材，也能拓宽自己的视野，提升对世界的认知。”

文学照亮未来

从《西高地行走》到《云中记》，阿来用文字记录了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讲座结束后，学生们围住阿来提问。一名学生问道：“我在书中看到，人应该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去，让花成为花，让树成为树。现在我有个作业：写老舍的茶馆，结合疫情写，但不知如何下笔。”

阿来回答：“‘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去’，‘让花成为花，让树成为树’，其实都是在讲生命的自然状态和自由生长。疫情带来的恐惧和迷茫，恰恰是因为我们突然被抛出了熟悉的秩序，被迫直面生命的脆弱性。《云中记》里写的生死、记忆与消逝，或许能给你一些共鸣。面对灾难时，惶恐是正常的，但文学的意义之一，就是帮我们找到表达这种‘难以言说’的途径。比如老舍的《茶馆》，通过小人物的命运写时代洪流，这种‘大历史中的小人物’视角，或许可以成为你联结疫情的切入点——不一定要直接写疫情，而是写人在动荡中的具体感受，建议你试着把抽象的‘害怕’具象化：它是什么颜色？什么气味？藏在身体的哪个部位？当恐惧变成可触摸的细节，文字就有了力量。真正的写作不是给出答案，而是诚实面对问题。”

阿来，著名作家，出生于四川省阿坝藏区的马尔康县。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后转向小说，主要作品有诗集《从梭磨河出发》，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长篇散文《大地的阶梯》《草木的理想国》，长篇小说《尘埃落定》《机村史诗》（六部曲）《格萨尔王》《云中记》等。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机村史诗》（六部曲）获得“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作家奖”；《蘑菇圈》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云中记》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