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港的风,总带着咸涩的海味,也驮着一代代人的灯火记忆。那些悬在时光里的灯影,从昏黄到明亮,把祖祖辈辈的日子,晕染得既有烟火气,又藏着岁月的温度。
祖父总说,他们小时候,山里的清油灯是夜的眼睛。那会儿能有盏铸铁油灯的,都是镇上的体面人家——铁盘托着铁柱,顶上小铁碗盛着清油,棉花捻子探出头,火苗像个怯生生的小丫头,只敢照亮跟前一小块地方。更多人家用的是“鼓儿灯”,陶釉做的,像个圆鼓鼓的小苹果,凹面中间钻个孔,穿了捻子添了油,就能把黑黢黢的屋子映出点暖光。祖父说,这些灯大多是从香港沿水路运过来的,在交通闭塞的年代,就算是这样的灯,也不是家家都能有。穷人家只好用破碗当灯盏,把半块碗搁在窑帮的红柳木橛上,油烟把窑壁熏得发黑,那痕迹,如今在废弃的旧庄院里还能寻见。更难的时候,没有清油,就把磨细的油料面捏在高粱秸秆上,点着了叫"黑油棒子",火苗忽明忽暗,风一吹就晃,却也撑着人熬过了一个个漫漫长夜。
到了20世纪60年代,供销社的煤油成了新念想。煤油比清油便宜,人们就用废墨水瓶做煤油灯——瓶盖子钻个孔,穿进铁皮卷的灯芯,再塞根棉花捻子,一盏灯就成了。可那会儿,废墨水瓶是稀罕物,只有村学或者有念书娃的家里才找得到。我还记得,煤油是按票供应的,一斤三角九分,可生产队里壮劳力一天的工分才四角钱,几乎换不来一斤油。所以家家户户用灯都抠着劲儿,我家的煤油灯,光亮只能照两三米,墙角永远浸在黑影里。祖父的灯更暗,真真是“一灯如豆”,他晚上看书,书必须凑到离灯不到10厘米的地方,谁要是敢把灯捻拨亮些,准会被他训:“那是煤油,不是水!”
那些年的夜晚,总裹着昏黄的灯影。天快冷时,父亲在灯底下编渔网,手指在麻线间穿梭,影子投在墙上,像只忙碌的大鸟;母亲则缝补我们磨破的衣服,针脚跟着灯光走,偶尔扎了手,轻轻“嘶”一声,又接着缝。夏天小艇捕鱼回来,家家都舍不得点灯,就着月光在院子里吃饭,海风带着凉意,大人们说着力气活,孩子们追着月光跑,倒成了最惬意的渔乡夜话。冬天更简单,天黑前吃完晚饭,便钻进热乎乎的被窝,连灯都懒得点,整个村子静悄悄的,只有海风拍着渔船的声音。
那会儿最“洋气”的灯,得数马灯。玻璃罩子能挡风,夜里在室外亮堂得很,是那会儿的“先进家伙”。20世纪70年代,乡亲们挑灯夜战修整水平田,田埂上一排马灯,把人影拉得老长;渔船上更是离不了它,不管是夜间起网,还是行船时打信号,马灯都是渔船的“眼睛”。那会儿港口没几艘机动船,桅杆上都挂着马灯,夜里望去,一港的灯影晃啊晃,把海水都染成了暖黄色,那是马灯陪着渔民们闯过风浪的见证。
变化是悄悄来的。20世纪60年代后,镇上通了电,电灯亮起来的那天,乡亲们都跑到街上看,眼里的光比灯泡还亮。只是那会儿靠发电机,夜里12点就得熄灯,可就算这样,也比煤油灯强上百倍。周边农村的亲戚来串门,眼里满是羡慕。
真正的光明,是20世纪80年代。渔港全面机械化,机轮渔船取代了旧渔船,高压电通进了家家户户,电灯彻底取代了马灯。我记得那年除夕,整个港湾灯火通明,再也不用掐着时间等熄灯。祖父站在院子里,看着满街的灯,手里摩挲着那盏旧马灯,眼眶红红的:“这日子,以前想都不敢想啊。”
如今再看渔港,霓虹闪烁,渔船桅杆上的信号灯换成了电子灯,可那些曾经的清油灯、煤油灯、马灯,却没真的走远。它们藏在祖父的老物件里,藏在老人们的话匣子里,藏在渔港一天天的变化里。那些灯影,不仅照亮过祖祖辈辈的日子,更照见了渔港的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