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中国进入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
此时，广东高雷地区各界爱国进步力量，先后组织成立抗日救亡团体，开展一系列抗日救亡宣传活动；部分进步青年奔赴延安等地，寻找中国共产党，寻求抗日救国真理。
1937年8月，广州湾晨光小学校长许乃超与遂溪县立第七小学教师何森等人联合发起成立“遂湾联合抗日宣传工作团”，团址设于遂溪麻章第七小学。该团下设演剧队、街头宣传队、下乡工作队、歌咏队和墙报组，广泛开展话剧演出、街头演讲、歌咏宣传等活动，并在赤坎文化戏院首次公演《保卫卢沟桥》，引起轰动。工作团还创办《救亡旬刊》和《怒吼》等刊物，传播抗日思想，动员民众参与救亡运动。
同年夏，广东省立雷州师范学校（雷师）学生王文劭、肖汉辉等十余人组织暑期宣传队，深入城乡开展抗日宣传。同年冬，黄其江、唐才猷等人在校组织读书会，阅读《大众哲学》《新华日报》等进步书刊，探讨抗日真理。12月，雷师进步学生开办“雷州图书供应社”，销售《论持久战》等著作，传播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
信宜县怀新中学、信宜中学等校师生也组织抗日宣传队，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目，开展募捐和读书活动。东镇“梅修书室”和“太乙社”“挣扎社”等青年团体亦积极参与街头剧演出、传单发放和墙报出版，推动抗日思想传播。
1937年冬，中共广州外县工作委员会派党员肖光护和进步青年黄存立赴梅菉、廉江等地开展抗日活动。肖光护以梅菉市御侮救亡会名义组织大规模火炬游行，黄存立则在廉江参与组建抗日武装和青抗会，推动地方抗日运动发展。
同时，高雷地区进步青年如黄其江、陈其辉、梁毅等人积极外出寻找中国共产党，部分青年如梁毅、廖盖隆、郑为之等最终奔赴延安，进入抗大、陕北公学等机构学习，接受革命教育，投身抗日洪流。
1937年高雷地区的抗日活动以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主体，通过组织宣传团体、开展文艺演出、创办刊物、建立读书会等多种形式，广泛动员民众，传播抗日理念，为后续长期抗战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遂湾联合抗日宣传工作团团址——遂溪县立第七小学旧址（资料图）
1938
1938年，日军大举进攻华北、华中地区。八路军在华北打破日军九路围攻，国民党军队在武汉会战中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被击破，中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是年，广东省成立民众抗日自卫团统率委员会，委任抗日爱国将领张炎为广东第十一区统率委员会主任。中共广东省委和广州外县工委、香港海员工委等组织，先后派党员和工作团到高雷地区，联合张炎，发动民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和建党工作。高雷各界积极募捐抗战物资，支援前线抗战。
1938年2月，原第十九路军将领张炎担任第十一区统率委员会主任，辖高州六属（吴川、廉江、化县、茂名、信宜、电白）及两阳（阳江、阳春）。张炎积极推动各县成立统委会，组织自卫武装，开展军事训练，动员民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共同抗战。
同年8月，廉江、遂溪等地相继成立“青年抗敌同志会”（青抗会），吸收大批进步青年，开展宣传、募捐、义演等活动，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重要抗日群众组织。妇女组织也逐步建立，如第十一区妇女抗日服务总队和遂溪妇女抗敌同志会，推动妇女参与救护、宣传、保育等工作。
日军为切断中国大陆与海南岛的联系，频繁轰炸徐闻县城。1938年2月6日，日机首次轰炸徐闻，投弹8枚，炸死16人，毁坏商店民房多处。此后数年，日军持续空袭徐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和财产损失，登云塔周边街区几成焦土。
高雷军民亦积极反击。1938年5月，徐闻竹山村联防队发现日军汽艇侦察，立即追击并在仕尾村角展开枪战，成功击退日军。县政府事后犒劳联防队员，鼓舞了民众抗战士气。
中共广东省委、香港海员工委等先后派遣党员和工作组进入高雷地区，恢复和发展党组织，推动抗日统一战线。5月，延安“抗大”毕业生陈哲平等6人组成工作组赴廉江，以社会训练班教师身份开展宣传和建党工作。同年夏，中山大学党员李康寿到遂溪中学建立支部，秘密发展党员。
12月，应张炎请求，中共粤东南特委派香港学赈会青年回国服务团赴高州，协助张炎开展民运工作，培训干部，印发《论持久战》等著作，并在农村开展宣传和赈济活动。
《南声日报》在梅菉创刊，发行量最高达5000份，被誉为“南路人民抗日喉舌”，积极宣传中共抗日主张，报道八路军、新四军战况。此外，《救亡旬刊》《青年阵地》《老百姓》等报刊也在高雷地区广泛流传。
各类文艺团体活跃城乡，如遂湾联合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团、春雷剧社、廉江孩子剧团等，通过话剧、雷剧、歌咏等形式开展抗日宣传，动员民众。
广州沦陷后，香港至内地的交通线受阻。八路军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派人在广州湾（今湛江）设立交通中转站，以晨光小学为据点，护送人员、转运物资，成为连接香港、桂林、重庆的重要枢纽。
张炎作为国民党抗日将领，积极与中共合作，邀请共产党员协助培训干部、组织民众，甚至亲赴香港通过廖承志请求中共派人支持。他还果断肃清汉奸，处决林绳武、许宝石等叛国分子，巩固抗日后方。
1938年，高雷地区在国共合作背景下，初步形成了军民团结、多方参与的抗日救亡体系。中共地下组织的恢复、群众团体的建立、文化宣传的开展以及军事斗争的推进，为后续长期抗战奠定了重要基础。
中共遂溪县中心支部成立地旧址——赤坎潮州会馆（资料图）
1939
1939年春，日军侵占广东海南岛、涠洲岛，频频轰炸、窜犯高雷沿海地区，雷州半岛局势日益严峻。高雷各县执行“焦土抗战”政策，自毁城墙、公路、桥梁等，组织民众自卫武装，开展军事训练，准备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
法租界广州湾发挥特殊作用，转送大量抗战人员和抗战物资，有力支援钦廉前线和琼崖人民的抗日斗争。
中国共产党在高雷地区的组织建设与抗日动员工作取得显著进展。1939年元旦，中共遂溪县中心支部在赤坎潮州会馆成立，黄其江任书记，推动青抗运动向农村深入。同年1月，中共高雷工作委员会（高雷工委）在高州益寿庵成立，周楠任书记，统一领导遂溪、海康、徐闻、广州湾、廉江、吴川、梅菉、茂名、信宜、电白、化县等地党组织，大力发展党员，推动抗日救亡运动。
遂溪党组织通过举办抗日民众夜校，深入农村开展宣传与文化教育，至1939年底共办夜校80余所，吸收大量青年农民加入青抗会，并建立兄弟会、姐妹会、自卫队等群众组织。青抗会多次组织军事训练活动，如门头岭露营、同文岭野营等，提升会员军事素质，并选派骨干参加张炎组织的南路特别守备区学生队，掌握武装力量。
1939年，日机多次轰炸徐闻、电白、茂名、遂溪、梅菉、海康、廉江等地，学校、医院、政府机关成为重点目标，大量校舍被毁，师生流离失所，教育教学秩序受到严重冲击。
琼崖抗日总队于1939年4月在西营（今霞山）设立广州湾办事处，建立雷琼交通线，经徐闻打银村、龙塘良友茶店等交通站，转送人员、电台、药品等物资支援琼崖抗战。中共高雷工委亦通过菉塘交通站协助转运工作，形成地下交通网络。
1939年，遂溪、广州湾民众组织慰劳团前往钦廉前线慰问蔡廷锴部，传递民众支持，鼓舞抗战士气。同年12月，日军飞机首次轰炸广州湾，虽未造成重大伤亡，但打破法租界“安乐窝”幻象，引发外交抗议。
1939年，高雷地区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共同推动下，形成了较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通过组织建设、群众动员、军事训练与后勤支援，为后续抗日游击战争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十一区游击干训班旧址——梅菉隔塘庙（林叶婵 摄）
1940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侵华策略由军事进攻转为政治诱降，汪精卫集团公开投降。日军为迫使国民党投降，切断世界援蒋线路，并对广州湾实施“禁运”，但遭到广州湾市民的极力反对。
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强令解散青抗会、香港青年回国服务团等抗日团体。中共广东南路特委和高雷各县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反汪肃奸活动，回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坚持团结抗战。
1940年2月，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党组织的指示，撤销原高雷工委，正式成立中共广东南路特委，由周楠任书记，陆新、刘谈锋、黄其江、张进煊等为委员，温焯华任组织部长。特委机关由高州迁至法租界广州湾（今湛江市区），以利于隐蔽工作。南路特委成立后，迅速调整所属各县党组织，成立廉江县委，改组遂溪中心县委为遂溪县委，并加强对茂名、电白、化县、信宜等地党的领导力量。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发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南路特委坚决贯彻党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组织开展反汪肃奸活动和群众性抗议行动，回击国民党解散青抗会等抗日团体的行为。
1940年春，广州湾多家学校爆发反汪罢课斗争。益智中学、学谈机械学校、晨光小学、四维小学、南强中学等校师生在中共广州湾支部领导下，揭露汪精卫投降罪行，罢课抗议。东海岛觉民小学师生亦举行21天罢课，迫使校方辞退破坏抗日活动的教师。
3月29日，中共党员周崇和、文允武在茂名云潭乡散发八路军反诬陷通电时被捕。国民党南路行署企图借此制造“张炎通共”案件。张炎在中共组织劝说和群众请愿压力下，以“假越狱”方式释放周、文二人。事后，国民党以“赤化南路”为由迫使张炎辞去第七区专员职务，并解散学生队等抗日团体。这一事件反映了高雷地区国共合作的复杂性与局部破裂。
4月4日，遂溪青抗会在黄略村石杨小学召开反汪大会，七千余人参加，手持武器，高呼反汪口号，抗议国民党解散青抗会。中共党员陈明景当场劈断小树示警，表达坚决抵抗之意。东海、廉江等地也相继举行反汪集会游行，声势浩大。
广州湾作为当时中国南方重要对外开放港口，承担了大量抗战物资转运任务。1940年7月，日军强迫法当局实施“禁运”，企图切断物资内输通道。广州湾商会组织召开市民大会，推举代表请愿，要求放宽货运限制，甚至酝酿罢市。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派出轮船至广州湾装运钨、锑等特矿物资，突破日军封锁。据统计，1940年从广州湾运出钨砂242吨、纯锑1730吨、生锑1047吨，有力支持了抗战物资供应。
1940年高雷地区的抗战斗争，既包括中共地下组织的巩固与群众动员，也包括广泛的舆论斗争与物资保障工作。在面对日、伪、顽固派多方压力的背景下，高雷军民坚持团结抗战，保障物资通道，开展政治与舆论斗争，为华南抗战的坚持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甘霖夜校遗址——甘霖村梁氏宗祠（李振龙 摄）
1941
1941年3月，日军发动“雷州方面切断作战”，在高雷沿海地区烧杀抢掠，强硬接收广州湾缉私权，企图控制整个高雷地区。高雷军民奋起抵抗日军的侵略。中共南路各级组织转变活动方式，加强革命气节教育，纯洁、巩固组织，积蓄力量，隐蔽待机。
年初，日军虽未发动大规模地面进攻，但其海空军活动频繁，对高雷地区的封锁与袭扰持续不断。日军舰艇游弋于湛江外海（时称广州湾海域），企图切断中国赖以维系的外援物资通道。日机多次空袭梅菉、水东、电白等沿海城镇及军事设施，造成平民伤亡与财产损失，战备形势日趋紧张。
1941年3月3日，驻雷州半岛的日军为扩大占领区、彻底控制法租界广州湾外围，悍然出兵进攻毗邻广州湾的寸金桥。驻守此地的中国军队第175师、155师部分官兵与地方自卫队奋起抵抗，与日军展开激战，极大地震动了当地民众与国际社会。
1941年1月，粤桂边区的战局转向缓和，中共粤南省委决定撤销粤桂边工委，周楠复任南路特委书记。粤南省委组织部长王均予到南路传达省委的上述决定，并指导和帮助南路特委领导机关转变和改进工作作风。
1941年5月，中共南路特委在王均予的指导下，改变工作方式，采取分片负责制，把南路分为雷州、高州、钦廉3片，特委书记周楠兼管雷州地区等。同时，特委机关的干部也大多分派到各县去加强指导和领导工作。
中共高雷各级组织转变活动方式，使党扎根于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村，巩固和发展了组织。如遂溪的中区、东区、西区建立了一批农村党支部或党小组，发展党员300多人等。党在农村继续开展教育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拓展新的阵地，为武装抗日打下基础。
黄略反汪大会会场旧址——石扬小学（资料图）
1942
太平洋战争爆发，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朝着有利方向发展。但日本侵略者为了把中国变成其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加紧推进“南进”战略。1942年，中国抗战进入最艰难时期，广东南路面临沦陷的危险。为做好开展南路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准备，中共粤南省委派王均予到南路指导工作，各级党组织改党委制为特派员制，着力开展整党整风，深入基层秘密建立发展抗日游击小组，准备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1942年2月，中共粤南省委派组织部长王均予到南路指导工作。在王均予的指导下，南路特委将委员制改为特派员制，实行单线联系，强化组织的隐蔽性与战斗力。周楠担任特委全面工作负责人，温焯华、杨甫、陈恩分别负责高州、钦廉、雷州地区工作。这一调整为后来沦陷后的游击战争奠定了组织基础。
特委还组织开展整风学习，成立中心学习组，集中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等延安整风文件，强调党性教育、调查研究与群众路线，提升了党员的政治素质和斗争能力。
著名“船王”许爱周是这一时期高雷商界抗战的代表人物。1942年初，他携家眷从香港返回广州湾（今湛江市区），并以自有轮船“大宝石”号继续开辟广州湾至越南海防的航线，转运抗战物资。香港沦陷前夕，他毅然凿沉“台山”“泉州”两轮，避免资敌。此外，他还大力资助张炎将军的抗日学生队，并动员商界捐款捐物，甚至将儿子婚礼所需10万元全部捐出，用于支援抗日救亡工作。
1942年春，一批文化名人如夏衍、马师曾、红线女、薛觉先、赵少昂、黄友棣等因香港沦陷撤至广州湾。他们以戏剧、美术、音乐、教育等多种形式开展抗日救亡活动。马师曾组建“抗战剧团”，在赤坎、西营多次义演，拒绝日方利诱；薛觉先、明星话剧团等也积极排演《明末遗恨》《海国英雄》等抗日剧目。赵少昂、黄友棣等人则开办画苑、音乐班，传播进步文化，培养青年人才。这些活动不仅鼓舞了民众抗战士气，也促进了高雷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
在中共南路特委的部署下，高雷各地党组织自1942年春起广泛组建秘密抗日游击小组，收集枪支、培训骨干，为开展游击战争做准备。遂溪、海康、徐闻、廉江、吴川、广州湾等地陆续建立起一批游击小组和群众武装。至1944年，海康县游击小组人数超过2000人，徐闻下洋地区也组建了16个小组。广州湾党组织还在多所中学和郊区村庄发展游击力量，并成立装卸工会与海员工会，动员工人参与抗战。
南兴镇圆觉寺在释远和师傅的支持下，成为中共海康党组织的重要交通站和会议地点。从1942年起，沈斌、欧汝颖等地下党领导人常在此隐蔽活动，寺中还承担情报传递任务，体现了宗教界在抗战中的特殊贡献。
日军为切断中国沿海补给线，加强对九洲江安铺段等地的轰炸。1942年春，多次遭日机追击的“海健”号货轮最终被炸沉。安铺镇多次遭轰炸，造成平民伤亡和财产损失，暴露了日军对民用目标的无差别攻击。
1942年是高雷地区抗战由准备转向实战的关键一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高雷各界团结一心，通过组织调整、物资支援、文化动员、武装准备等多种方式，为1943年日军入侵雷州半岛后对其进行游击战争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一段历史，是南路人民不畏强暴、坚持抗战的重要篇章。
钩镰岭战场遗址。（资料图）
1943
1943年2月，日军为了进一步控制中国海上交通线和支援太平洋战争，派遣一支混成旅团侵占雷州半岛，并“和平进驻”广州湾。日军在沦陷区组建伪政权和伪军，企图以华制华，加强对高雷侵占区的控制，经常对侵占区及周围进行“扫荡”。
面对日军的进攻，国民党驻军进行抗击，后向高雷北部山地退却。中共南路特委决定全力武装抗日，部署高雷各地成立抗日联防区，组建联防抗日自卫武装，开展敌后抗日武装斗争。
1943年是高雷地区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的关键一年。日军为控制华南沿海交通线、支援太平洋战场，于2月发动了对雷州半岛和广州湾的大规模进攻。日军独立混成第23旅团等部队共4000余人，在海军陆战队配合下，于2月16日凌晨在通明港、下岚港登陆，迅速占领海康县城，继而推进至客路、城月、洋青、遂溪等地。2月20日，日军与法方签署《广州湾共同防卫相关现地协定案》，实现所谓“和平进驻”广州湾。至此，雷州半岛大部及广州湾沦陷。
日军在占领区实行“以华制华”策略，扶植伪政权和伪军，如符永茂部、“三雷和平救国军”等，并设立伪县政府及各类维持会，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同时，日军在遂溪修建军用机场，强征民工，屠杀无辜，制造“万人坑”惨案，暴行累累。
面对日军的侵略，国民党军队虽进行抵抗，但因兵力与装备劣势，逐步退守至北部山地。重庆国民政府于2月24日照会维希政府，宣布废止中法《广州湾租借条约》，以示抗议。
中共南路特委则积极发动群众，组建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各地成立抗日联防区，如吴川抗日联防区、海三区青年武装抗日政治工作队、卜巢山中队、塘仔抗日联防自卫队等，广泛开展抗日宣传、武装斗争和统战工作。其中，詹式邦、陈信材等人在吴廉边区组织的联防武装，多次成功袭击日伪据点，显著提升了民众抗日信心。
1943年内，高雷地区军民在多处展开反扫荡、拔据点、歼伪军等战斗，如潮溪战斗、袭击冯家塘税站、拔除大菜村伪军据点等，虽有不少牺牲，但也有效打击了日伪气焰，积累了敌后抗战经验。
1943年高雷抗战呈现出国民党军队正面防御与中共领导敌后游击相结合的特征，民众抗日意识高涨，抗日武装逐步壮大，为后续抗战奠定了组织与群众基础。
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成立地旧址——泮北遗风小学。（陈东 摄）
1944
1944年上半年，高雷各地抗日联防区和人民抗日武装日益壮大，对日伪军给予有力的抗击。
下半年，侵雷日军为北上广西配合打通湘桂线，频频向遂溪、廉江、吴川、梅菉、化县等地进犯。中共南路特委贯彻中共中央南方局关于开展独立自主抗日武装斗争的指示，在遂溪发动和领导了抗日武装起义，大力发展党直接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队伍，把高雷以致南路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1944年8月9日，中共南路特委在遂溪县老马村发动武装起义，宣布成立“遂溪人民抗日联防大队”，由马如杰任大队长，陈兆荣任政委。起义部队整合了界炮、山家、豆坡等多支地方联防队和游击小组，共200余人，标志着高雷地区中共直接领导的独立自主抗日武装正式成立。此后，部队在吾良村进行整编，扩编为“雷州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一大队”，并计划南下海康、徐闻开辟新的根据地。
1944年2月，黄其炜中队在遂溪白水塘袭击伪军自警团，俘虏团长陈惠珍，但在取枪途中遭日军伏击，黄其炜等11人英勇牺牲。此次战斗虽失利，但彰显了游击队的英勇与不畏牺牲精神。
信和乡民众抗日联防区在1944年初春成功击退日军400余人及坦克、骑兵的三路进犯，依靠地形和土枪土炮，发挥“麻雀战”优势，迫使日军溃退。
11月23日，成安乡抗日联防队在钩镰岭伏击日伪军，击毙日军小队长松川以下50余人，缴获指挥刀、望远镜等物资，成为廉吴边地区抗日武装主动出击的典范。
徐闻沿海各村成立抗日游击小组和联防队，多次袭击日军舰艇和飞行员。1944年7月，民众在罗斗沙围困故障日机，两名飞行员跳海溺亡；9月，击毁日军航标，俘获日军4人。
9月，徐闻新寮乡哨船队和乡队伏击日军机帆船，俘虏日军30人，缴获机枪、步枪等装备，虽后被国民党当局解散，但仍鼓舞了民众抗日信心。
中共南路特委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推动各阶层参与抗战。例如在徐闻北区，中共党员曾尚纪与国民党教育科长吴其豪合作，成立抗日联防队，多次伏击日伪军。廉江、遂溪等地也纷纷成立由中共主导的抗日联防队和自卫队，形成军民联合抗日的良好局面。
1944年，日伪军在徐闻、廉江等地多次实施“扫荡”，屠杀平民，烧毁村庄。例如在徐城镇黄黎村，日军屠杀村民、强奸产妇，暴行被编成雷歌传唱；在安铺镇，日伪军两次集体屠杀民众达1100余人。这些暴行进一步激发了高雷人民的抗日决心。
1944年，高雷地区的抗日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步实现了由分散游击向集中作战、由隐蔽活动向公开武装的转变。通过多次战斗和广泛动员，不仅沉重打击了日伪军，也为1945年的全面反攻积累了力量、奠定了基础。
遂溪西北区抗日民主政府所在地——山家新村祠堂。（张弸 摄）
1945
春夏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节节胜利，中国抗战进入局部反攻。中共南路特委在高雷地区加强与张炎合作抗日。中共南路特委相继在廉江、化县、吴川、梅菉、徐闻等地发动和领导抗日武装起义，成立广东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张炎率领所部起义，成立高雷人民抗日军。高雷地区人民抗日武装迅速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不断建立和扩大。
南路特委党员培训班旧址——赤坎西更楼。
8月，中国军民展开全面反攻。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接着，中国政府收回广州湾，设立湛江市。9月21日，侵雷日军在赤坎签署投降书，高雷抗战取得最后胜利。
这一年春夏，中共南路特委在高雷地区积极行动，加强与张炎的合作抗日。在此期间，高雷地区多地发动了抗日武装起义。1月6日，中共吴（川）廉（江）边特派员黄景文率700余人在廉、吴边境起义；1月8日，廉（江）化（县）边党组织负责人陈醒亚、罗明集结武装队伍举行起义；1月14日，杨生以龙湾抗日游击中队为骨干力量组织300余人起义；1月16日，中共南路特委在平坦乡鹤山村集中廉化吴边境各地起义部队进行整编，成立南路人民抗日游击队（后改称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
吴川中区抗日武装起义也在1945年1月展开。1月6日，中共吴中区特派员王国强接到起义通知后率队行动，虽因黄景文部队未按时到达而暂时撤退，但1月9日，王国强组建的“陈大队”宣布起义，1月14日，该大队与张炎部队配合，攻入吴川县府监狱，释放革命者和无辜群众200多人。
茂化吴梅边抗日武装起义同样于1月16日举行，吴（川）梅（菉）茂（名）化（县）边特派员黄明德组织起义，攻下多个乡公所及警分所，缴获武器，成立南路人民抗日游击队，后整编为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一支队第四大队。
1945年1月，高雷各地党组织举行的抗日武装起义此起彼伏，为成立统一的抗日武装力量奠定了基础。1月19日，中共南路特委在吴川泮北遗风小学召开会议，宣布成立广东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周楠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筱峰任参谋长，温焯华任政治部主任，全军约3000人。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成立后，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同日、伪、顽军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
张炎领导的高雷人民抗日军也在这一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1945年1月13日，张炎在樟山村宣布起义，1月14日，他与詹式邦率所部700余人进攻吴川县府所在地塘㙍并攻克，1月19日，把起义部队改为高雷人民抗日军，公开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抗日主张。
在各地抗日武装积极行动的同时，高雷地区还发生了多次战斗和重要事件。1945年1月14日，扶柳村抗日游击队遭遇日伪军“扫荡”，经过激烈战斗，打死日军军官水野，但日伪军不甘失败，又进行了第二次“扫荡”，给扶柳村带来巨大损失，不过游击队也给予日伪军有力打击。
1945年，高雷地区还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和联防区。遂溪西北区抗日民主政府于2月成立，全德珠任区长，郑南任副区长，下设多个部门，管辖四个联防区，开展了发展人民抗日武装、加强乡村联防等多项工作；遂北抗日联防委员会于春节过后成立，以陈屋塘村为中心，与遂溪西北区抗日联队区及廉江新塘抗日联防区连成一片。
1945年，高雷地区还发生了一系列战斗，如鉴（江）罗（江）阻击战、三阳桥伏击战等。这些战斗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展现了高雷人民的抗战决心。在鉴（江）罗（江）阻击战中，驻守城郊的部队合力阻击日军，击毙日军大队长高桥；三阳桥伏击战中，抗日联防武装和游击小组成功歼灭大部分日军。
1945年５月间，南路各地的中共党组织在初步总结起义的经验教训后，各方面的工作迅速恢复。为部署以后的工作，南路特委在广州湾召开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周楠、温焯华、陈恩等人。会议在全面回顾南路起义以来的工作，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发展南路抗日游击战争一定要建立根据地和一支主力部队，以敌后根据地为依托，依靠主力部队同地方党组织的紧密配合，打开南路抗战新局面。为了提高部队的素质，增强作战能力，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会议决定大力整训部队，统一编为５个团。
1945年8月，中国军民展开全面反攻，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接着，中国政府收回广州湾，设立湛江市。9月21日，侵雷日军在赤坎签署投降书，高雷抗战取得最后胜利。广州湾人民欢庆抗战胜利，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国民政府还将赤坎的“中国大马路”易名为“九二一路”，“巴土基路”改名为“光复路”。
侵雷日军代表签署投降书。（资料图）
1945年高雷地区的抗战，是中国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年里，高雷人民在中共南路特委的领导下，与国民党爱国将领合作，通过武装起义、战斗、建立政权和联防区等多种方式，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其英勇事迹和爱国精神值得永远铭记和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