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地老百姓来说，2024年10月值得铭记：“吴阳客厅”正式投入使用——800多块明成化年间的古砖砌筑成展厅的大门，跨越500多年的时光，近2000件牵连着当地文脉的藏品汇聚一厅，共同奏鸣出历史深处悠长的回响；对余国强来说，同样值得欣慰：他和他的“收破烂”团队，10多年来从荒野打捞出的老物件被精心摆设、装进客厅。80块古砖的“点睛”，成了客厅里最鲜活最接地气的“神来之笔”。如今，“吴阳客厅”不仅成为当地老百姓喜爱的公共文化空间、归乡游子的文化寻根之所，还受到文化界、文艺界的眷顾：小林老师《我想我是海》漫画展吸引了6.2万名游客；中法艺术家绘画展“让世界的风吹进吴阳”；今年春节，吴阳客厅举办文艺展演，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展厅所在，正是吴川县城古城墙的遗址。我希望这里不只是一个文物展厅，更是串联历史文化的重要一环。”余国强告诉记者，“它们是历史文化，也是吴阳的根，应该传承下去，且在我们心中生长。”
余国强在“吴阳客厅”古砖墙前。
【人物专访】
记者：在吴阳镇，你有一个被当地群众叫了10多年的名字——“废品站站长”，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浑身是泥的故事”？
余国强（笑着）：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是2010年，一个屋主清理宅基地，陶瓷碎片、古砖旧瓦被一车车地拉走，瓶瓶罐罐散落荒郊野外。看到这一幕，我的感觉五味杂陈。于是，我一身泥一身汗地将它们捡了起来，用箩筐一担一担地挑回来。自那一刻起，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捡破烂”便成了我工作之余的“特殊爱好”，渐渐地也成了我日常生活的一种习惯。那时候收集这些被人遗弃的老物件，并没有多大想法或崇高理想，就是觉得“可惜了”，这些老物件如果丢掉了，从此往后就不存在了。它们也许并没有多大价值，但总不能就这样没了。一路“捡”来，乡亲们把我叫成了“废品站站长”，这“名头”还慢慢传开了。这是乡亲们善意的玩笑话，不过倒也妥帖：“到处收破烂，随时一身泥。”
2024年，吴川中山纪念堂修缮前，余国强与灰塑同框留影。
记者：从什么时候开始，“收破烂”成了你的有意识的、觉得有意义的行为？
余国强（沉思片刻）：应该说，真正有意识或自觉地将收集这些老物件与留住历史文脉“对上号”，始于2018年吴阳中学操场的翻修。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里曾是吴川县衙与考棚的遗址呢。当我赶到工地，看到钩机挖土堆起一个个土堆，残砖败瓦散落一地，一个强烈的念头如闪电般在脑海里闪过：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吴阳有着长达1300多年的县治史，我们拿什么证明给后人看？我决心要尽力把留有历史印记的老物件从废品堆里“打捞”出来，好好保管。也就是从那一刻起，乡亲们口中的“废品站站长”切换成“田野调查队长”。
2019年12月，余国强在闸口收集到一个石墩，小心搬运上车。
记者：这样的“打捞”之旅，或者说“抢救”之旅，一定很不容易，背后有着怎样的辛酸？这肯定也是一段很有“故事”的时光。
余国强：先讲一个轻松点的故事吧。有一次，村民用铁锅炒着花生，我无意中发现灶膛里一块烧得乌黑的砖上刻有文字，当时我觉得这块砖可能不简单，就跟村民沟通，我搬来新砖换旧砖，他爽快地答应了。我马上把这块旧砖带回办公室——后来，这块刻有“京日”（或是“凉日”）的古砖安置在“吴阳客厅”二楼文化展厅的古砖墙上。另有一块刻着“复”字的古砖，我是在村民的围墙上无意中发现的，我厚着脸皮，耐着性子，软磨硬泡，终于打动了屋主，对方同意拆墙取古砖，前提是我得给他垒一道更结实的围墙。更让我深感欣慰和开心的是，一路奔波的“打捞”过程，我也遇到许多志同道合者：钓鱼钩起旧罐子，挖虾塘挖出老物件……乡亲们都会第一时间想到联系我；还有乡亲主动捐赠家里的宋代小茶壶、从垃圾堆里捡到的石狮子……这些热心人其实也是“田野调查队”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共同守护“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的老物件。当然，“打捞”过程中有轻松愉快，也有烦恼之事，甚至被人误解过，但一想到这些老物件终于有了一个安身之所，我很快就释然了。
古砖上刻的字。
记者：这十几年间，你和你的“田野调查队”找到了多少老物件，有专门统计过吗？
余国强：仅古砖就搜集到了1000多块，每一块古砖的背后都有一段尘封的吴川过往。尤其难得的是，这些古砖里有120多块带有文字，弥足珍贵！可以说，在纸张保存能力十分脆弱的年代，古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清晰、更可靠的历史记录。
记者：“先有了零零散散的物件，才有了这座馆的创意。”“吴阳客厅”设计师吴林寿曾这样说过，“看过余国强搜集的海量老物件，我才有底气把这个空间打造成有根、有故事的文化客厅。”
余国强：吴先生过誉了，这个可不敢当，我们只是做了自己该做也认为值得的事罢了。令人开心的是，这些年来，“打捞”那些活在碑文里的奇谈逸事，心情是欢愉的、兴奋的。比如，有一篇古吴川县用碑文发布的公告，记录了当时一则惩恶治乱案件的详细过程和处置情况。这些故事原本只存在于古碑之上，有的被扔进江中，有的被当成废弃物扔在街边，在我们的努力下，它重新出现在今人眼前。这份成就感和获得感，是很难用语言或文字来形容的。
游客在“吴阳客厅”参观墙上的古砖。
记者：听说你准备编纂著作《吴川金石录》，有何缘起？
余国强：缘起是2020年我参与中国名镇志文化工程《吴阳镇志》的编纂工作。我主要负责“千年县治”等核心类目的撰写，内容涉及遗址遗迹、古建筑、宗祠庙宇、古树古井、古碑古墓等古遗存。为了把志书内容写准、写实、写细，我多次深入吴阳全域开展系统性的田野调查，对现存遗址遗迹、古建筑等逐一实地勘查、丈量记录、登记建档。在这个过程中，我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吴川历史底蕴深厚，文脉绵长，但长期以来存在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就是与地方历史密切相关的金石资料缺失严重，很多实物遗存散落民间，缺乏系统整理，更缺乏及时保护。修志越深入，这种感受就越强烈。历代方志对本地碑刻、钟铭以及其他金石器物虽然并非毫无记载，但大多只是零星数笔，语焉不详，远远不足以支撑对地方历史作深入、细致的还原。尤其是许多与旧时官府政令、乡规民约、修桥筑路、庙宇修缮、地方公益、民间信仰、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碑刻，长期散落在乡野、废墟之间，没有被完整收录，也没有得到系统梳理。可恰恰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碑刻和金石器物，往往最能真实反映一个地方历史发展的脉络，最能呈现普通百姓生产生活的细节，也最能为地方史研究提供直接而可靠的实证材料。
村民炒着花生，灶膛里一块烧得乌黑的砖上刻有文字，经证实，此为明成化年间的城墙砖。
记者：这样的工作，肯定是枯燥和艰辛的，有什么比较令你满意的收获吗？
余国强：这些年来，我们深入走访了吴川各乡镇村落，也延伸到省内外与吴川相关的历史人物、地方遗迹相关的旧址，尽可能搜寻和整理散落各处的古碑石刻以及铁钟、古砖等金石器物。这个过程非常琐碎也很辛苦，但都坚持了下来，因为我们都明白，这些东西一旦继续风化、损毁、流失，很多珍贵的地方史料就真的再也找不回来了。截至目前，我们已经从吴阳郊野荒墟中回收近20通散落废弃的明清古碑，并将其移交给相关部门妥善保管。同时，围绕吴川历史、人物、风物、庙宇、港口、乡村社会等内容，累计誊录、校勘、整理各类碑刻资料200余通，系统搜集整理近200块带铭字的明成化古砖，并同步完成部分铁钟、铁炮等金石器物的影像采集、拓片搜集和铭文校录工作。这些材料看起来零散，实际上相互之间具有很强的补充性，不仅能够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也能够帮助我们更立体地认识吴川地方历史的真实面貌。
记者：抢救是第一步，保存下来是第二步，你认为更重要的工作是什么？
余国强：说得对。更重要的是把这些散落、零碎、濒危的金石资料系统地整理出来，转化为能够长期留存、便于查考、可供研究的地方文献。因此我一直有一份执念，待条件成熟后，将这些年持续搜集、整理、校录和考证的成果汇编成《吴川金石录》。
记者：编纂这部书的初心是什么？
余国强：不只是想做一本金石方面的资料汇编，更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吴川历史文化中那些原本沉默、零散甚至濒临消失的实物证据保存下来，为今后研究吴川历史、民俗风物、地方社会、海防文化和乡土文脉提供一套较为真实、完整、可考的基础材料。我始终认为，一个地方的历史，不仅写在文献里，也应镌刻在碑石上，留存在钟鼎器物之间。对吴川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的地方来说，金石遗存既是地方记忆的重要载体，也是连接过去与今天的重要见证。今天我们做这项工作，既是出于文史研究的需要，也是出于对乡土文化的一份责任感。希望通过《吴川金石录》的编纂，把这些珍贵的地方实物史料尽可能完整地保留下来，让后人今后研究吴川、认识吴川、讲述吴川时，能够有更多扎实可信的依据，也让吴川千百年来积累下来的历史文脉有一份更清晰、更坚实的留存。
【记者手记】
他活成了自己喜欢的模样
“无论是土房、砖房，还是茅草屋，短短十几年间全部变成了小洋楼。人们的生活水平确实提高了，但代价是抹去了曾经的历史痕迹。抹干净之后，无论历史学家怎么用语言描述，都不再鲜活。”接受媒体采访时，余国强说出的这句心里话质朴无华，却让记者陷入长久的深思中。
旧照片里，这位“废品站站长”或扛或抬，或挑或担，或捡或挖，裤腿上沾着泥土，额头满是汗珠……记者在想，这是一份怎样的执念，用10多年的光阴，让他活成了自己喜欢的模样？
又想起余国强说过的另一句话：“城镇建设变化太快了，快到我追赶不上它的脚步。我能做的，就是跑得更快一点，我是在跟时间赛跑。”他应该清楚，他永远追不上的，是推土机的速度，是挖掘机的力度；但他用一身泥、一把汗、一双手，10多年的坚持，硬生生地追回了“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吴阳散落荒郊野外的文化根脉，为吴川这座小城留住了一部可触摸可感知、有温度有厚度的人文史。
那些曾被当作无用之物丢弃的古砖，如今静静地立在墙壁上，默默地讲述着关于一座城、一群人、一个不肯让历史记忆湮灭的人的故事。
【相关链接】
据《吴川县文物志》记载，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吴阳始“筑土城”；至成化十四年（1478年），又“用巨砖缮完四门”，一座军政一体的明代海防重镇就此成型。1938年，为避日机寻找轰炸目标，官方下令拆城保民，但南城门因一时来不及拆除而保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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