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毛泽东追悼大会揭秘:3千人当场"悲痛"昏厥
核心提示：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病逝，9月18日下午3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追悼大会，百万人站满广场。在开始播放哀乐、全场默哀肃立后的二三十分钟内，不同方队的3200多名参加者因“心情万分悲痛”突然昏厥，先后晕倒虚脱在地，队形大乱，引发现场一片混乱和紧张。
一天晕倒39人
9月11、12日以后在吊唁大厅发生的病号人数有上升的趋势，一些老弱病人禁受不住场面的刺激而在现场出现休克、冠心病的症状，都加重医疗点的工作劳累程度，大夫护士每天值班需16个小时以上。
这两天，广大干部群众瞻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慈祥遗容，因极度悲痛而晕倒39人，休克一人，治疗2375人。经医疗点及时处理和精心护理，都很快恢复了正常，随队伍返回单位。（见1976年9月12日《卫生保健简报》第四期手写稿）
今天（9月12日）参加吊唁的群众队伍中发病的有2450人，其中九人病情较重，休克四人，虚脱三人，晕倒一人，冠心病急性发作一人，经过积极抢救均恢复正常。（见1976年9月13日《卫生保健简报》第五期手写稿）
今天（9月13日）人大会堂内外各医疗点治疗675人，其中留诊观察30人，晕倒12人，冠心病5人。北京市一商局政工组组长郭书印同志，瞻仰伟大领袖毛主席遗容后，走出大厅后突然抽搐、痰堵，面色青紫，神志不清，经医生检查血压220、130水银柱，立即注射硫酸镁、针刺、吸氧、吸痰等急救处理后苏醒过来，内服安定片后送到北京医院急诊室继续观察治疗。（见1976年9月14日《卫生保健简报》第六期手写稿）
据9月17日晚上统计，从10日到17日吊唁期间，大会堂内共治疗398人，大会堂外天安门广场共治疗8431人，巡诊6984人，合计15813人。一万五千多人在吊唁大厅内外出现不同程度的病状，体现出中国民众对最高领袖去世的悲恸程度和承受不住的精神打击。这么大的治疗量确是事先无法料到的，居然就靠三十多位大夫护士当场处置而圆满解决，在医学治疗史上也属一种特例。
医务工作者受到表扬
卫生保健组用“工作认真，积极负责，坚守岗位”这几句话来称赞参加吊唁工作的医务工作者，特别是在人大会堂外边，在露天作业的大夫们有时冒着炎热的天气，有时还要顶着大雨，随叫随到，来回给出现不适症状的病人送药品。身为卫生部主管领导，刘湘屏、黄树则他们看到后感慨良多，几次使用了政治性言语来表述，激动得有些前后语不搭：“医务工作者都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这种积极精神受到广大群众的赞扬……”
那几天数百名建筑工人夜以继日，正在天安门城楼前紧急搭建吊唁大会的主席台。人大会堂外边四个医疗点的值夜班大夫主动到工地进行巡回医疗，送去红糖姜水，并参加搭架子的劳动。9月15日《卫生保健简报》第七期记载这样一段短对话：“工人同志说，‘我们看到你们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深受感动。’医务人员说，‘这是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结果啊。’”这是最典型的1970年代政治用语，说者流露自然，用在毛泽东时代结束的时刻也是恰如其分的。
每日十万多人来到灵堂大厅瞻仰遗容，空气流通不畅，气味难免混杂。头两天仅由人民大会堂医务室负责大厅简易消毒一次，9月12日吊唁结束后采用点燃消毒香的办法，但仍无法解决空气混浊的问题。13日凌晨，北京市卫生防疫站来人在北大厅东西两侧进行空气采样检菌，化验后发现并没有致病菌，杂菌数都不超过五十。这表明北大厅的空气尚属洁净，这让提心吊胆的相关领导松了一口气。
广场医疗站
紧接着的工作是18日下午三时天安门广场百万人追悼大会的繁杂事宜，实际上在9月11日卫生保健组和市卫生局就已经拟定出完整的《天安门广场追悼大会医疗救护站救护工作方案》，并获治丧领导机构批准。在方案中，拟建立医疗救护站34个，西至西单北大街，东至东单北大街，但重点还是放在天安门广场内。从东西标语塔至人民英雄纪念碑左右两侧共设14个医疗救护站，每个站设六名医务人员，其中三名医生三名护士、一名司机，由各单位自带救护车一辆。方案中明确规定，各救护站由所在医院的一名领导带队，负全部政治责任。
医疗救护工作总指挥站设在天安门红西四观礼台下，配备一辆机动车来回巡视应急。下设六个分指挥站，分别设立在公安部门口、历史博物馆西门、人大会堂东门、二十八中学门前、南池子南口东侧、原工会大楼门前，具体负责相近的几个救护站的联系工作。
有趣的是，依照多年天安门广场组织大型活动的经验，各医疗救护站多以灯杆为建站标志。譬如，马克思像后36号灯杆为人民医院救护站、列宁像后9号灯杆为积水潭医院、人大会堂西北角2号灯杆下为北医一院、人大会堂南门前14号灯杆下为北医三院、历史博物馆西北角前35号灯杆下为第六医院、二十八中门前115号灯杆下为儿童医院、方巾巷南口西侧16号灯杆下为日坛医院、南长街南口东侧62号灯杆下为复兴医院等等，灯杆醒目易找，也便于划分各自的主管区域。其它还如东、西两个标语塔，纪念碑东、西侧南北草坪也作为设站的重要标志。
各医疗站只备有一些急救药品及一般常见的防治高血压、冠心病和中暑的中西医药品，再则是两张行军床、折叠床及担架，条件稍好的医院还能带上一部半导体心电图机、一两个氧气袋及保护药品的冰桶。这些就是当年北京所能具备的最好的急救家当，显示医疗条件的简陋和落后。为应对副主席台上中央领导的紧急情况，在西观礼台下也只是设几张简易病床，别无其他先进的抢救设备，由友谊医院机动小分队负责。
为备急需，卫生保健组还特意在友谊、朝阳、首都、北京、阜外等医院各设几张干部病床，并让其他综合医院有意腾空普通病床十几张，准备接受较重的病人。
三千人突然昏厥
追悼大会之前，中央治丧办公室负责人之一、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再三强调要注意安全保卫工作，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卫生保健组随之要求各接受任务单位，要党委领导挂帅，办好学习班，选好医务人员，并做好政治审查工作，保证不出医疗事故。
中央治丧委员会办公室事前向各单位下发了《群众参加追悼大会注意事项》，同样要求严格审查参加者的政治面貌，登记名单，指定负责人带队。再三强调：“要提高革命警惕，防止阶级敌人破坏和捣乱。”并规定所有人员一律不准带包，会前30分钟要列队肃立，不能随便走动。而各医疗点则要在当日上午8点30分以前进驻规定位置，并各人自带一份午饭。
为防止失误，卫生保健组在9月16日晚上还提前演练一遍，35个医疗救护点的全体医务人员准时到达工作岗位，熟悉所在区域的情况。
追悼大会准时在9月18日下午三时举行，百万人站满了广场，气氛肃穆凝重。在开始播放哀乐、全场默哀肃立后的短短二三十分钟内，不同方队的三千二百多名参加者因“心情万分悲痛”而突然昏厥，先后晕倒虚脱在地，队形大乱，引发现场一片混乱和紧张。值勤的首都工人民兵和民警来回穿梭，手忙脚乱地把病人抬送到医疗点，历史博物馆西门一带的六个医疗点一下子集中了八百多名昏厥病人，三百多名病人也送到新华门医疗点。
